显然 , 这是用了人与自然对立的眼光来看的 。 对立性 , 导致人与自然分离 , 使得人与自然冲突 , 人要征服自然 , 就必须以最高的神来取代天 , 把天征服 , 于是 , 从泛神主义的神话运动中 , 唯一之神 , 带着二希文明的契约精神与哲学思辨出场了 。 神是最高的立法者和智者 , 宇宙万物 , 均被纳入神的创世纪中 , 神不但用纯粹理性为自然立法 , 还用逻辑和信仰为人的理性立法 , 由此 , 理性取代灵性 , 哲学结束神话 , 泛神归于一神 。
而中国人 , 则一直被这样教育着:我们应该不断重建原初的由天培植的纯真 , 应该敬天 , 决不允许怀有任何违反天意的想法 , 要心安理得地遵从天的旨意 。
波斯人的意识 , 虽然突破了人之初的第一原则的局限 , 开启了神话新篇 , 但还是停留在了泛神主义的阶段 , 未能经由哲学思辨通过形而上学进一步向前 。
如此这般的论述 , 与黑格尔颇为相似 , 黑格尔从历史哲学的角度 , 确认中国为“非历史的国家” , 谢林从神话哲学的角度 , 指出中国是“非神话的天下” 。 但他们都忽略了一点 , 那就是神话与历史的交错 , 正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样式 。 从历史哲学上来看 , 中国就没个历史的样子 , 从神话哲学上来看 , 也没个神话的样子 , 但它们却被统一在一个更高的范式里 , 太史公称之为“究天人之际 , 通古今之变” 。
“究天人之际”的原型 , 就在良渚玉文化的那个神徽里 , 它表达着人与天地万物的统一性 , 在这样的统一性里 , 无论神话中的神 , 还是历史中的人 , 都具有神人二重性 , 可以互相转化 , 不光空间上的神话空间与历史空间——天人之际能转化 , 还有时间上的神话时间与历史时间——古今之变的转化 , 《史记·五帝本纪》就是转化的范例 。 转化的关键是还原 。 还原 , 就是回到原点——天, 在原点上 , 天人不分 。 回到原点 , 便是天人合一 。
在中国最早的象形字里 , 天原本就是人 , 天字上面那一横 , 代表着人的头颅 , 人一出现 , 就以直立的姿态 , 头顶天 , 脚立地 , 把天地撑开 , 中国神话中的盘古 , 就是这样一个开天辟地的人 , 而盘古的原型 , 便是良渚神徽里的那个人形 。
当王朝中国出现时 , 王权便以“绝地天通”的方式 , 开始天人相分 , 然而 , 从文化中国的老底子里 , 同时也开启了向着原点回归的“天人合一”的运动 。
所以 , 中国传统的使命 , 既要使文化政治化 , 延续青铜时代以来的世袭制和等级制以及君主专制的制度安排 , 进行天人相分 , 也要使政治文化化 , 以“祖述尧舜 , 宪章文武”的文艺复兴的还原方式 , 回到玉文化 , 重启“天人合一”的历史进程 。
关于“天”的观念体系
还原 , 看似周而复始 , 循环往复 , 但也可以是“螺旋式上升” 。 每一次上升 , 都不是青云直上 , 而是龙行天下 , 盘旋而起 , 也就是说 , 要先回到历史的原点 , 从文化中国的底蕴里汲取文明的原力 , 启动新的文艺复兴 。
因此 , 中国历史进步 , 从王朝中国里是看不到的 , 要到文化中国去看 , 要从一次又一次的文艺复兴运动中 , 看出中国历史的进步来 , 进步没有表现在王朝政治上 , 而是表现在中国文化上 , 不仅以文艺和工艺表现出来 , 还以技术与学术表现出来 。
最耀眼的表现 , 当然还是文艺 , 而文艺中的文艺 , 那便是诗 。
诗 , 不但表现为文学的诗词歌赋 , 还表现为政治的诗性国度 , 从子曰“不学诗无以言”的国语 , 到汉人“以诗书治天下”的国策 , 再到唐人兴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国制 。 这世界 , 除了中国 , 还有哪个国家能如此优美的诗化?有人说 , 古希腊人曾以《荷马史诗》为城邦教科书 , 但要论到诗运长久 , 形成诗化天下 , 怎比中国《诗经》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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