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技术方面的进步 , 也很明显 , 以至于李约瑟在《四海之内:东方与西方的对话》一书的序文中这样说道:如果说希腊人从巴比伦和古埃及人那里受益非浅 , 那么欧洲人同样从亚洲接受了许多的科学发明与发现 , 而中国就是一个重要来源 。
他问:有多少人知道现在全世界天文学者普遍使用的星位座标系是中国人而不是希腊人创制的?有多少人认识到现在给全世界带来燃料和石油的深井钻探技术 , 据可靠资料证明 , 是古代的中国工程师发明的?他批评欧洲人:只晓得为大航海的成就感到自豪 , 却不肯问一问 , 使大航海得以实现的那些重要发明究竟从何而来?他指出:指南针和船尾骨舵来自中国 , 多层桅樯来自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 尾桅三角帆来自伊斯兰的航海家 。 他还说:伽利略的物理数学理论 , 如果没有印度的记数法就很难设想出来 , 他在那里发表他的改变世界的伟大谈话的那个兵工厂 , 如果没有掌握中国的铸铁技术就不可能建造起来 。
可当时的欧洲人 , 却不知道那些技术来自何处 , 他们通过阿拉伯语 , 从阿拉伯人那里获得了不少的中国技术 , 为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打下了基础 。
李约瑟这样来看近代科技 , 就如同布罗代尔看近代资本主义 。
近代科技发展与资本主义兴起同步 , 被他们置入全球史角度 , 并强调了其中的中国因素 , 故世界近代史非由欧洲人所独造 , 欧洲人的进步同时也包含了中国因素 , 因此 , 我们看中国历史的进步 , 不但要从文化中国去看 , 还可以到世界历史中去看 。
可惜的是 , 黑格尔与谢林 , 他们都没有这样看 , 故其目光仅停留在王朝中国上 , 只能看到中国历史停滞的那一面 , 不但把中国看成“非历史”的国家 , 还把中国看成“非神话”的“天下” , 尽管在中国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里 , “天下”处于政治文化最高位 , 但在谢林看来 , 天下观是向着最原始的“天”的还原 。
“天” , 是人类浑然的天性 , 尚未开化出民族性和国家性 , 未能表现出与之相应的神话与宗教 , 谢林显然还没有认识到 , 中国人的意识并未停留在有关“天”的原始性里 , 而是经由“天人之际”发展出了高度理性化的天命、天道、天理等观念 。
天命 , 是天的命令 , 表达了天的必然性 , 带有某种人格神的意味;天道 , 是天体运行 , 表现了天的规律性 , 使自然规律转化为人伦;天理 , 是天道之于人性 , 是从自然规律中开显出来的天人合一的主体性 , 亦即“宇宙即是吾心 , 吾心即是宇宙” 。
关于“天”的观念体系的这种思辨性发展 , 可以说是谢林对中国认知的一个短板 , 因为 , 他把对“天”的认知 , 过多的放在了“天子”——中国皇帝身上 。 他从中国皇帝身上看到的是 , 中国的国体建立在迷信的基础上 , 将尘世的帝国改头换面为天国 , 把尘世帝国的皇帝当做天国的上帝 。 这样看来 , 颇有点貌合神离的样子 , 他说的那“天国” , 岂非用了宗教口吻 , 而与“非宗教”的说法相矛盾?
中国皇帝与天为一 , 不是以国体方式 , 而是以个体方式 , 无需打着天国旗号 , 无需经由国家转化 , 只要声称得天命和行天道 , 就能天帝合一 , 君道同体 。
谢林还特别提到 , 在皇帝制度下 , 中国文化遭遇了种种不幸 , 他从一本德文书中摘录了一段话 , 说:在中国 , 每门学科 , 任何一件国家事务 , 都有背熟的章程 , 诗歌、自由的发明、一切真正优美的艺术 , 如果没有上司的认可 , 就会黯然无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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