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上讲,考证“大禹治水”的真实性应首先明确夏朝是否真实存在 。但是,夏朝是否存在,目前学术界尚无法拿出决定性的证据 。大批学者根据文献记载和陆续发现的考古资料,不断对其存在的可能性做着推论,现今,主流学术界已基本认定夏朝是存在的 。所以,出于考证的严谨性,关于“大禹治水”的真实性的探究应就其本身展开 。因此,下文先以“二重证据法”对“大禹治水”进行初步考证 。
一、文献史料
文献资料中与“大禹治水”有关的记载大体如下:
《诗经·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
《尚书·禹贡》:“禹别九州 , 随山浚川,任土作贡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 , 九川涤源 , 九泽既陂,四海会同……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
《尚书·洪范》:“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 。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
《史记·夏本纪》:“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尧求能治水者……(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舜登用……行视鲧之治水无状 , 乃殛鲧于羽山以死……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禹)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居外十三年 , 过家门不敢入……于是九州攸同,四隩既居 , 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于是帝锡禹玄圭 , 以告成功于天下 。天下于是太平治 。”
《史记》之后的史料因距可能存在的夏朝时间过于久远,其记载的真实性较低,故不予考虑 。
文献资料以最接近事情发生之时的价值最大 。因夏代有无文字尚有争论,商代甲骨文是目前中国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至于文献中所能见到的对“大禹治水”的记载似乎最早见于《诗经》,其价值也最大 。此外,《史记·夏本纪》中对“大禹治水”的描写与《尚书·禹贡》中的描写较为近似,不排除太史公著《史记》时参考了当时的《尚书》版本,且《尚书》的成书、整理、流传过程极为复杂,也不排除现今所见最早的《尚书·禹贡》曾被后人加工从而存在部分失真的可能 。
文献资料的价值高低除了与距所记述的事件的时间长短有关外,还与文献本身的加工程度有关 。正如徐旭生先生所言:“综合材料比未经系统化的材料价值低 。”而先生认为的综合材料包括上文所列的《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未经系统化的材料有上文所列的《诗经·商颂》 。因此,从文献的所成时间及加工程度两方面考量,《诗经·商颂·长发》所描写的“大禹治水”事件的可信度较高 。
此外,现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的青铜器——遂公盨,其内底所铸的铭文中有“天令(命)禹尃(敷)土,隓(隳)山濬(浚)川……”等字 。
文章插图
此器后经李学勤先生鉴定,认定其为西周中期遂国某代国君“遂公”所铸的青铜礼器 。此鉴定结果于主流学术界似无争议 。而青铜器的铭文在徐旭生先生看来同样属于“未经系统化的材料”,其价值较高 。
二、实物资料
有关“大禹治水”事件的直接实物资料 , 似乎不太可能找到 。不过 , 可从另一角度对其进行考虑,即在所推测的夏朝前期及其活动范围内有没有可能发生较大的洪水 。如果找到发生洪水的物证,那么至少可以证明“大禹治水”有其存在的事实基础 。实际上,这样的物证是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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