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四海文心 留住北大中文系的魂儿( 二 )


留给贺桂梅最深印象的是老先生们 , “他们对中文系真的是有感情 , 一听说这件事就积极参与和推动 。 ”这让贺桂梅挺惊讶 , 原来觉得难度很大 , 本着先试一试的心态 , 没想到得到这么大的支持 。 “有些老师比较低调 , 开始有点犹豫 , 后来听说唐作藩、乐黛云等前辈老师都接受采访了 , 便也愉快地接受了 。 ”
语言学家蒋绍愚就是低调中的一位 , 开始他说“不要采访我 , 我不够格” , 贺桂梅发动教研室老师打电话劝说:“您得接受采访 , 您对语言学科的贡献很大 。 ”
“蒋绍愚老师平时给人非常严肃的感觉 , 接受邀请之后做了特别认真严谨的准备 。 采访时说到激动处还流下了眼泪 。 ”贺桂梅说 。
难得的是为先生们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资料
“每一次采访都不是封闭的 , 有受访老师、学生、拍摄团队 , 还有前来围观的其他学生和老师 , 是一种师生其乐融融的感觉 。 ”贺桂梅微笑着回忆 , “学校各部门也很支持 , 允许我们在校园任何一个有地标意义的地点组织采访和拍摄 。 ”
第一位做现场拍摄的是中文系老主任严家炎先生 。 贺桂梅说:“其实一开始没敢折腾老先生 , 后来听说他们夫妇要搬进养老院 , 我们就把他的采访日期提前 , 安排在教师节那天采访了 。 ”严家炎先生的采访地点在临湖轩 , 即原司徒雷登办公室 。 那次拍摄 , 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忆 。 贺桂梅回忆 , 严先生当时精神状态还好 , 能说能写 , 但体力明显有些不支 。
贺桂梅由此感慨 , 中文系有不少老先生很可惜 , 没能留下影像资料 。 比如孙玉石老师 , 曾经是系主任 , 又是现代文学专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 学术成就很高 , 但是这个活动开始的时候 , 他已经因为身体原因无法接受采访 。
“还有一位老先生也很可惜 , 是王福堂老师 。 他做语言学研究 , 特别是方言研究 , 非常出色 。 但就在采访前他摔了一跤 , 没能接受采访 。 ”
大部分老师进行了线下拍摄 , 特别是老先生 , 除了部分选在住所 , 访谈地点多选在老先生有特殊情怀和记忆或与中文系历史印迹有关的地方 , 包括图书馆、临湖轩、未名湖边、静园五院、静园二院、燕南园中文系老先生的故居等 。 中文系的寿星唐作藩先生 , 当年93岁 , 是去他家中采访的 。 “老先生思路清晰 , 状态从容 , 表述很好 。 ”110周年系庆庆典上 , 唐作藩也作为教师代表被邀请到会 , 他生动幽默的演讲引发会场的一阵阵笑声 。
采访并非都一帆风顺 。 温儒敏的采访地点是燕南园66号楼 , 那曾是吴文藻与冰心的新房 , 美学家朱光潜的故居 。 贺桂梅回忆:“那天天气很好 , 院子里风景优美 。 可是因为正值夏秋之交 , 傍晚时室外蚊虫很多 。 采访人是温老师的学生李宪瑜 , 被蚊子咬得浑身都是小疙瘩 。 ”
《四海文心》一书有不少照片资料 , 从中可以了解中文系几代学人的传承 。 师生关系 , 也是学科传统 。 贺桂梅感慨 , 中文系经过110年 , 学科格局越做越大 , 能够巩固起来 , 靠的主要是师生传承 。
北大中文系的师生关系保留了中国传统教育特色 , 尊师重教成为一种无形的氛围 , 这是贺桂梅在读书期间就感受到的重要特点 。 她作为尖子生考进北大 , 初进校园的她自我得很 , 但到了中文系 , 发现那些心底极为佩服的师兄师姐见了老师都是晚辈 , 在外面很牛 , 但在老师面前都很乖 。 “看到老师和师兄师姐们的一言一行 , 我才发自内心地融入了进来 , 跟老师的关系慢慢变得如师如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