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杨照:是钱穆先生,给了我莫大的勇气( 二 )


钱穆|杨照:是钱穆先生,给了我莫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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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通古今之变 , 必然是一家之言
由《国史大纲》的内容及写法回推 , 我们可以明白钱穆坚持一个人教“中国通史” , 以及北大历史系让他教的理由 。
那不是他狂傲 , 而是他对于什么是“通史”提出了当时系里其他人没想到的深刻认识 。
用原来的方式教的 , 是“简化版中国历史” , 不是“中国通史” 。 “中国通史”的关键 , 当然是在“通”字 , 而这个“通”字显然来自太史公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
司马迁的《史记》包纳了两千多年 , 如此漫长的时间中发生过那么多的事 , 对于一个史家最大的挑战 , 不在于如何收集两千多年来留下来的种种资料 , 而在于如何从庞大的资料中进行有意义的选择 , 从中选择什么 , 又放弃什么 。
关键在于“有意义” 。 只是将所有材料排比出来 , 呈现的势必是偶然的混乱 。 许多发生过的事 , 不巧没有留下记录;留下记录可供后世了解的 , 往往琐碎零散 。
更重要的是 , 这些偶然记录下来的人与事 , 彼此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如果记录是偶然的 , 人与人、事与事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 , 那为什么要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
钱穆|杨照:是钱穆先生,给了我莫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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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的根本职责就在于有意识地进行选择 , 并且排比、串联所选择的史料 。 最简单、最基本的串联是因果解释 , 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去挖掘、去探索“因为/所以”:前面有了这样的现象 , 以至于后来有了那样的发展;前面做了这样的决定 , 以至于后来有了那样的结果 。
排出“因为/所以”来 , 历史就不再是一堆混乱的现象与事件 , 人们阅读历史也就能够借此理解时间变化的法则 , 学习自然或人事因果的规律 。
“通古今之变” , 就是要从规模上将历史的因果解释放到最大 。 之所以需要像《史记》那样从文明初始写到当今现实 , 是因为这是人类经验的最大值 , 也就提供了从过往经验中寻找出意义与智慧的最大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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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从古往今来的漫长时间中找出什么贯通原则或普遍主题呢?或者通过消化漫长时间中的种种记录 , 我们如何回答那些只有放在历史长河里才能回答的关键问题呢?
这是司马迁最早提出的“通古今之变”理想 , 应该也是钱穆先生坚持一个人从头到尾教“中国通史”的根本精神价值来源 。
“通史”之“通”在于建立一个有意义的观点 , 帮助学生、读者从中国历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贯通变化 。 这是众多可能观点中的一个 , 借由历史的叙述与分析能够尽量表达清楚 , 因而也必然是“一家之言” 。
不一样的人研究历史会看到、突显不同的重点 , 提出不同的解释 。 如果是不同时代、不同主题就换不同人从不同观点来讲 , 那么追求一贯“通古今之变”的理想与精神就无处着落了 。
03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这也是我明显不自量力一个人讲述、写作一部中国历史的勇气来源 。
我要说的 , 是我所见到的中国历史 , 从接近无穷多的历史材料中 , 有意识、有原则地选择出其中一部分 , 讲述如何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个故事 。
我说的 , 只是众多中国历史可能说法中的一个 , 有我如此述说、如此建立“通古今之变”因果模式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