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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不害属于早期的法家变革人物 ， 当时的法家主要有三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 。申不害所说的“术”是在执行法的前提下使用的，而“法”又是用来巩固君主统治权的 。因此他并不是不讲“法”与“势”的 。关于君主的权势申不害认识得很清楚 。在战国诸侯争霸的情形下君主专制是最能集中全国力量的政权形式，也是争霸和自卫的最佳组织形式 。他说：“君之所以尊者，令也 ， 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 。”令是权力的表现，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势”能 。“权势”是君主的本钱 。然而申不害重“术”的法制思想却为历代封建帝王加强君主集权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也为一些人搞阴谋诡计开了先河 。事实上申不害的主公韩昭侯深得申不害的权谋术数之精华：有一次韩昭侯因饮酒过量 ， 不知不觉便醉卧在床上，酣睡半晌都不曾清醒 。他手下的官吏典冠担心君王着凉，便找掌管衣物的典衣要来一件衣服，盖在韩昭侯身上 。几个时辰过去了 ， 韩昭侯终于睡醒了，他感到睡得很舒服 ， 不知是谁还给他盖了一件衣服，他觉得很暖和，他打算表扬一下给他盖衣服的人 。于是他问身边的侍从说：“是谁替我盖的衣服？”侍从回答说：“是典冠 。”韩昭侯一听 ， 脸立即沉了下来 。他把典冠找来问道：“是你给我盖的衣服吗？”典冠说：“是的 。”韩昭侯又问：“衣服是从哪儿拿来的？”典冠回答说：“从典衣那里取来的 。”韩昭侯又派人把典衣找来 ， 问道：“衣服是你给他的吗？”典衣回答说：“是的 。”韩昭侯严厉地批评典衣和典冠道：“你们两人今天都犯了大错，知道吗？”典冠、典衣两个人面面相觑，还没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 。韩昭侯指着他们说：“典冠你不是寡人身边的侍从，你为何擅自离开岗位来干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事呢？而典衣你作为掌管衣物的官员，怎么能随便利用职权将衣服给别人呢？你这种行为是明显的失职 。今天你们一个越权，一个失职，如果大家都像你们这样随心所欲，各行其是 ， 整个朝廷不是乱了套吗？因此必须重罚你们，让你们接受教训，也好让大家都引以为戒 。”于是韩昭侯把典冠典衣二人一起降了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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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一向被作为韩昭侯严明朝廷体制的行为正面宣讲 ， 但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看：一国之君不思改良国家政体 ， 只专注于谁给自己戴帽子、穿衣服之类的细枝末节，又以权谋术数监视臣子，成天和臣子们斗智斗勇，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不是加重内耗吗？遗憾的是中国古代历朝君主几乎都深具权谋之术——在专制政体下皇宫几乎是天下最为肮脏龌龊之地，是阴谋权术汇聚之地 ， 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之地，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下来进而成就大业就不得不修习权谋术数 。自古以来的君主论治国理政或许有昏君，但论玩弄阴谋权术一个比一个精明，所谓亡国之君不过是被比他更精明的人给玩死了 。自宋以后随着华夏尚武精神的日益衰落，内争之势反而愈演愈烈——皇帝们对外不能御侮杀敌，不过搞朝廷内斗接连玩死过岳飞、熊廷弼、袁崇焕......客观而言：在专制年代一国之君若是不通权谋之术就做不长久江山；然而一国之君不专注于国家体制的创新变革，而一味醉心于权谋之术正是国家衰亡之始 。如果我们用商鞅变法作为对比就可以明显看出这种重权谋术数的变法的缺陷性：商鞅重法，而重法的表现形式是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 。申不害重术，而其具体表现形式是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法的对象是民 ， 而术的对象是臣 。我们知道商鞅变法通过军功爵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措施成功将整个秦国打造成为全民崇尚耕战的国家，反观申不害变法主要针对的是朝堂大臣 。商鞅在秦国进行的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百姓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变革，而申不害变法更多是通过权谋术数对朝廷吏治进行整肃 。申不害和韩昭侯死后韩国又迅速衰败，日渐沦为被人征伐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申不害变法过于醉心于权谋术数，而忽视对国家体制的深彻变革就已潜伏下这场变法昙花一现的祸根 。不过在申不害和韩昭侯在世这些缺陷并未表露出来，《大秦帝国》将韩魏大战设定在韩昭侯在世时，将申不害设定为自杀其实是为了衬托商鞅变法更为彻底而进行的艺术加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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