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金观涛：如何建立现代的真实心灵？( 三 ) 量子力学|革命|问题|科学|人类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人类思想的一场伟大解放，它是和20世纪科学革命同等重要的认识论革命。不同于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建立，这是一场禁锢人思想的革命。在维特根斯坦这位公认的天才作为哲学革命代表的背后，是哲学被阉割，其创造性被束缚在牢笼之中。我们可以用逻辑经验论和分析哲学的兴起来说明这一点，正如卡尔纳普所主张的，哲学家的唯一工作变成了语言分析，一方面将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句子分拣出来，另一方面，剩余的有意义的句子被分成两类：一是可由逻辑和语法确定真假的句子，二是对世界进行描述的、具有经验意义的句子，前者交给数学家、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分析，后者则交给科学家。这样一来，人类似乎就可以找出语言是如何把握对象的，从而勾勒出思想运作的大结构。这确实是一种很精彩的哲学想象，但结果是哲学再也不能承担起重建人文精神的任务， “大写的人”萎缩了。人的理想也随着哲学的死亡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或许有人会说，无论是人文精神的衰落还是人类不能理解现代科学，都对应20世纪人类精神世界的某种变化和认识论困境，语言学转向则意味着哲学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什么，从而取消了自身所背负的重担，因此我们不能将它们联系起来。这种貌似有理的观点忽视了哲学革命对真实性判据的巨大冲击。自语言学转向之后，哲学家明确认识到符号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约定，符号串用自身结构来表达对象的结构。因符号串本身没有真实性，它只能从经验那里获得真实性，这样一来，只有科学和逻辑为真。人文精神失去了真实基础，因此必然走向衰落。换言之，科学陈述之所以为真，是因为它能被经验证明且符合逻辑。符号的发现不仅将真实性窄化为科学事实，还取消了符号和任何整体的真实性研究的意义。这不是正好证明了上文提出的人们对世界真实性的判断力日益狭窄和模糊吗？
我要强调的是：对现代性、民族主义的反思和科学哲学同时产生，又同时失败，这并不是偶然巧合！表面上，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人类退回19世纪的思想状态，使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回潮。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作为第二次全球化价值基础的各种信念不堪一击，好比是建立在沙滩之上。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第二次全球化的基本观念没有17世纪现代思想那样的真实性基础。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极权主义兴起，虽然促使自由主义思想家反思现代价值的基础，但这一反思的对象过于狭窄，仅限于社会制度、政治哲学和相应的价值层面。例如，哈耶克的理论只是用市场经济来为现代社会辩护；无论是罗纳德·德沃金的法哲学，还是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都只能在法律和政治哲学领域论证现代社会的正当性。一旦社会问题超过专业领域，这些自由主义理论必定束手无策。
为什么支持第二次全球化的新观念系统如此狭窄呢？原因正是哲学革命摧毁了一切宏大叙事的真实性。哲学革命之后，人文领域普遍的理论和形而上学之间的界限依旧模糊不清。在很多人看来，如同早期自由主义那样广阔宏大的理论在学术上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必须改进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础，让人类对现代性、科学和生命意义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一努力无功而返，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哲学被困在语言分析的牢笼中。事实上，哲学革命不仅没有用新的符号真实观来为现代社会建立更坚实的价值基础，反而否定了符号系统本身的真实性，从而加剧了真实心灵解体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