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又铭丨徐干的哲学典范及其荀学性格( 五 ) |中论|董仲舒|徐干|哲学|荀子

四、对言说、论辩与智的看重
这一节先讨论上面所谓学道、知道这一端，也就是所谓致知论的部分。
《中论》、《贵言》篇强调，君子跟人讲论道理，言辞要适当，要考虑对方的心志、器量、反应，要技巧地梳理，顺着对方的性情来引导他。《核辩》则指出，君子之辩，重点在“善分别事类而明处之” ，目标在“明大道之中” 。总之，徐干主张，要认识事理、讲明大道，必须就着人事物的具体情境思量论辩、斟酌权衡才可以。
重要的是，这样的斟酌权衡并没有预设的答案。《贵言》又指出，每个正当的、表面上天经地义的信念在具体实践的时候一样要经过斟酌考虑，必要时甚至要搁置它。他举仓梧丙让妻于兄、尾生因守信而溺水、儿子指认父亲偷羊等例子，说明“凡道，蹈之既难，错（按：指弃置）益不易。 ”徐干在《中论》其他篇章也提到类似观点。例如他说：“夫仁、礼、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则不免乎大恶。故君子之于道也，审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 ”（164 ，《考伪》）也就是说，再怎么美好的道，如果脉络不合，分寸不对，则实践起来也可能变成大恶，因此务必要在临事时审慎衡量。
以这样的斟酌权衡为前提，徐干特别强调“智”的重要。他在《智行》里说，如果要在“明哲穷理”和“志行纯笃”两项里头取舍，那么“明哲穷理”也就是“才智”要比“志行纯笃”来得重要。但这并非说“行”不重要，而是说，才智恰恰是指向行的；正是因为有了才智，才能够恰当权衡、通达事变，完成事功。所以徐干说：“圣人之可及，非徒空行也，智也。伏羲作八卦，文王增其辞，斯皆穷神知化，岂徒特行善而已乎！” ，又说：“圣人贵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于世矣。 ”（119、126 ，《智行》）
在其他篇章，徐干又说：“王者之取天下也有大本—有仁智之谓也。仁则万国怀之，智则英雄归之。 ”（263 ，《慎所从》）又说：“大贤……其异乎人者，谓心统乎群理而不缪，智周乎万物而不过，变故暴至而不惑，真伪丛萃而不迷。 ”（244 ，《审大臣》）。前一句仁、智并提；后一句单提一个智，都表明了他对“智”的看重；后一句并且表明了这样的智正要在每个事件热烘烘的现场直接权衡与即时表现。
上面这些主张，跟徐干“道”、“中”概念的荀学性格是有关的。前面说过，徐干的“道”与“中”不是纯精神的形上实体，而只是人事物当中一个恰当的分寸，或者那恰当分寸的表现；其具体内涵并非绝对不变，而是会随着事件脉络而变化的。不妨说，它们就相当于明清时期儒家自然气本论所谓“理在气中”、“理在事中”、“理在欲中”的“理” 。 [5]153-178总之，徐干的“道”与“中”并非是本心、本性中天生、固定与现成的东西，无法靠“复性”、“致良知”等求之于内的修养工夫来获得，而必须就着具体人事物的脉络和情境来思辨权衡来把握，并且这样的思辨、权衡要达到精练明确，其前提就是一个“智” 。此外，由于这样的思辨、权衡跟言语是分不开的，所以言说与论辩当然也就跟着被看重了。
回头看一下荀子。荀子说：“期、命、辨、说（按：此指约定、命名、论辨、解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 ”（《正名》）这也是对言说、论辩的看重。荀子又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 （《劝学》）博学正是为了在事物具体情境中斟酌权衡时对比参照的需要，而“知明”正是这种斟酌权衡所锻炼出来的能力，以及继续斟酌权衡的重要依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徐干的思想跟荀子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