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辰生逝世，百岁人生只在“文物救亡” |谢辰生|文物|梁思成|谢国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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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出版。书中既有对文物保护宏观政策的建言，也有对文化名城、历史街区、文物古迹保护的献策；有对时弊逆行的针砭批评，也有对科学决策的褒扬鼓励。图为谢辰生（左）与单霁翔（右）。周高亮/摄
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一铲，发掘出了图案绚丽的彩陶片；1922年，祖籍江苏武进的谢辰生，出生于北京。这是两件基本没有什么关联的小事，毕竟那两年发生的大事实在是太多了。
2022年5月2日，新中国第一代文博人、著名文物学家谢辰生去世，享年百岁。中国现代考古学由仰韶文化的发现发轫，谢辰生是迄今最完整的见证者。甚至连“文物”的定义，也是上世纪80年代，谢辰生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编委会主任时，第一次系统、明确阐述的。
当他的前辈们已经载入史册，他的故事也写到了结语处。
1922年，谢辰生出生于一个繁茂的书香门第：父亲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也就是最早的北大毕业生；历史学家谢国桢是他的堂哥，家族中还有金石学家、新闻学教授、著名采访人员……小时候，谢辰生住过一阵北京白塔寺锦什坊街的小水车胡同1号，那是谢国桢家的房子。
谢国桢比他大20多岁，家中往来无白丁，唐兰、容庚、梁启超的弟子刘盼遂、甲骨文专家孙海波……渐渐地，耳濡目染，谢辰生也喜欢上了文史和文物。顺带提一句，这个房子原来的主人是“样式雷”家——清代200多年间主持皇家建筑的雷姓世家。
“院里有丁香、藤萝架，住着真舒服……”在谢辰生的回忆中，那是一个盛满了童年记忆的美好的院子， “但是，我还是向往革命” 。
谢辰生的两个亲哥哥， 1932年就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在北平大学附中参加了青年团。从中学起，谢辰生就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籍，慢慢地，他想去延安、去参加革命。瞒着家人，谢辰生和几个同学偷偷上路，但一路奔赴，几经周折，此行还是停滞在了西安。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谢辰生跟着谢国桢到了上海。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负责人是郑振铎，谢辰生就开始帮助郑振铎编《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目录编了9个月才编成，只是最终文物也没索讨成。
1949年，新中国要成立文物局，郑振铎北上赴任，谢辰生跟随一同。从此，一直到去世，除了抗美援朝期间的从军经历，谢辰生一辈子没有换过单位，没有离开过文物工作。他家的墙上挂着一面锦旗，写着“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 。这是他88岁时全国文保志愿者赠他的，他对这个评价很认可。
年过八旬后，谢辰生写过一首七绝：“革命何妨与世争，平生从未竞峥嵘。惯迎风暴难偕俗，垂老犹能做壮兵。 ”如今，也许文物很火，博物馆很热，文博成为年轻人聚焦的潮流文化。但谢辰生和文物之间发生的故事，几十年来总有着“救亡”的色彩。
1968年，北京修地铁一号线，正好要穿过位于建国门的观象台底下，施工单位打算拆除古观象台，把台上的古代天文仪器移到他处保存。这样一个大工程，也考虑到了文物安置问题，但谢辰生还是急，和几位同道一起给周恩来写报告，说这不仅是天文仪器的保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同一个点上有连续数百年的天文记录，全世界仅有此一处。周总理收到后，马上做了批示，不仅让地铁绕道，还批了绕道所需的200万元经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