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今天，我们换一个视角了解沈从文，重建近代中国的记忆( 三 ) |孙德鹏|作家|边城|奥德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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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笔下“无呆相” 。《景德传灯录》有一则禅宗公案：庞蕴居士初见马祖，开口便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马祖向前踏一步，说：“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 ”思想的机锋不宜说破，人要自悟，要访师拜师，要“行脚” ，在刀山剑树中或迷，或悟，如此才亲切明白。所谓公案，是不愿对“大问题”表态的意思，敲在头上的棒喝故事大多与“公”无关，而是描摹不同问答状态的个案，即“私案” 。以此推之，沈从文的小说是每个与山水为伴之人的生生死死，这些“私案”扩散开来，便是湘西的大小“公案”了。在70余本“语带机锋”的著作中，沈从文时而转身，时而分身，几乎跨越了所有年龄，所有身份，所有性别。他是伍娘，桂枝，三三，宋妈，王嫂；他是樵夫贵生，侦察兵熊喜；他是老实人自宽，他也是山大王刘云亭；他是他的母亲，妻子，孩子；他是转过身谦卑面对云麓大哥、四处寻找九妹的那个人；他是他生活的时代，也是他出生的那个国度。
五四一代人步入中年晚年时，沈从文还是个“小伙子” 。鲁迅1936年去世，沈从文时年34周岁。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应该把《新青年》时代的“憨气”恢复起来。五四一代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已经固化为一个特殊阶层，变得迟钝了。倘若多有两个乡下人， “文坛”会热闹一点。五年后，他在《“五四”二十年》中写道，纪念五四要从“工具”的检视入手。五四精神的特点是天真和勇敢，如今看来，唯有乡下人能“庄严慎重”地审视时代了。
乡下人之于沈从文，不是叙事技巧或声口，而是锐利的“官能” 。直心与憨气为作品注入临渊观水的凝视力量：一是角色落差。比如《长河》中写“父母官”逻辑像一种寄生物，不停地寻找宿主，几经翻新之后便成了“登了报，不怕告”的新式样。来到乡下人面前的不是“德先生”“赛先生” ，而是“从文明地区闯到乡下人中间的新吸血鬼” ，是“五老爷”“阎王”这样的角色。二是身份落差。狩猎性暴力在湘西盛行，乡下人被降格为动物身份，而手握权柄者却以法政之名升格。他们的人性为身份覆盖，成为推动程序运转的“部件” ，因而从法律后果甚至道德后果中脱身。三是心理落差。当时最富于“秩序性”的理论莫过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说，新旧秩序的较力在制造苦难的同时，也撕扯着乡下人的心灵。沈从文从浸润“旧俗”的湘西来到都市，转过头来看那里的生活，不能不感到痛苦。《新与旧》《菜园》《丈夫》《贵生》《菌子》《小砦》里表现了这种痛苦。他说，我想写雷雨后的《边城》，接着写翠翠如何离开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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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认为书籍的诞生与“火”有关。家园、故事、技艺等观念源于安全感， “炊烟”的升起，意味着人们开始熟练而安全地享用篝火。火能照明，取暖，还可以烹制熟食。文字是人类对居家感的确证，石刻岩画中多以水火或围猎场面为意象。一个被称为“家园”的地方，不仅是一幢漂亮楼宇，还意指着某种心灵状态。那是一个用火把“生的食物”变成“熟的食物”的地方，是孩子们可以在炉火边遐想的地方。用火点燃柴草，炉火就温暖家庭。围绕篝火与灶台展开的，是记忆和经验，是生火、拨火的技艺，它培养人的耐心、胆量和幻想的能力。巴什拉说， “我宁可旷一节哲学课，也不愿错过早晨起来生火” ，他在《火的精神分析》中写道，拨火是一件耐心、大胆和幸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