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迎春|今日批评家｜?董迎春：语言本体的书写( 四 ) |海德格尔|董迎春|诗歌|写作

萨特在《文字生涯》结尾说：“我赤手空拳，身无分文，唯一感兴趣的事是用劳动和信念拯救自己。 ”董迎春在自我放逐中坚持了这种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反抗。常跑是他使用最多的笔名，透露出他作为漫游者其实是有某种内在的坚持与方向的。面对现实的喧哗与失落的不可避免，他“把命运交给了纸张，/在皱裂之处写下瞬间的诗行”(《灵感男神》) ，毅然宣布“即便世风寒心，屋中灯光飘忽、迷离/我也要按住几个词，比如信念、梦想，不轻易让吹走”（《小悲伤》）。
二
哈罗德·布鲁姆在《读诗的艺术》中指出：“语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隐蔽的修辞：讽喻和提喻，转喻和隐喻，只有我们对其敏感增强的时候，才会辨认出它们。真正的诗既能觉察到又能开发这些荒废掉的修辞，其语言历经岁月而成为比喻的财富，尽管对一个传统中晚出现的诗人而言，它既是资源又是负担。 ”确实，那些初始陌生而富于活力的修辞，随着岁月的流逝，融入我们的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语言系统，沉淀为隐蔽的而荒芜的修辞矿藏。真正的诗歌必须拥有某种对语言的敏锐与直觉，要能够察觉深埋于语言地表之下的修辞矿藏，还要重新开发使之被激活，不断浮出语言系统的地表。这对任何一个现代诗人而言，是土壤与源泉，也是负担与牢笼。因为“影响的焦虑”的存在，这种对被荒废的修辞的再开发，往往是一场长期而艰巨的战斗。诗人在纸上与语词搏斗，或被携带着巨大文化能量的语词俘虏，或在语词中开辟出自己的园地。
从2008年开始，董迎春在诗歌言说方式上实现了由单一抒情向现代诗歌技巧的转型。对波德莱尔、兰波、里尔克、艾略特等西方现代诗人的深入阅读，以及对英国当代诗人帕斯卡尔·葩蒂近百首富于超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色彩的诗歌之翻译，在进一步促成董迎春诗歌创作在内容上“向内转”的同时，使得他的诗歌言说方式由单一抒情逐渐转变为象征主义。具体而言，就是通过隐喻、转喻、提喻、反讽、戏剧化等修辞技巧的综合运用来表现个人难以捉摸的内心隐秘和隐匿于日常事务背后的内在真理。对他而言，组诗《水书》的创作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完成。
在《水书》中，董迎春开发了一种含混多义而富于象征性的修辞，对隐喻、转喻、提喻与讽喻的交替使用表明了修辞的力量：“修辞对我们的生命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改变我们比喻性的表达世界的方式的同时也会带来世界活动方式的改变。 ”他在《遗忘书》中写道：“我剪下树上悬浮的质询， //送入壁炉，缓缓地融化， /捏成嘴巴/ 喊出内心自由/黑玻璃披麻戴孝，/罩上透明的雨顶， //我捣碎四周，脊椎，土木，血水， /它们组成我。 ”密集而急促的隐喻序列，将形象赋予“质询” ，呈现了这“质询”的深刻与意义——对自由的渴望。 “黑玻璃披麻戴孝”看似突兀，实则隐喻地揭示了“质询”的背景，黑白颠倒，黑以白的形象掩饰其黑色本质。 “透明的雨顶”更是形象地展示了现实中看似不存在却真实存在的障碍与自由的可望而不可即。 “捣碎”一方面说明反抗的决绝，另一方面也以讽喻的方式表明， “我”本身可能不仅是“质询者” ，也是这“质询”的对象的一部分。可以说，通过一系列隐喻呈现了一种激烈的对抗，同时也显示了对居于混乱秩序中的自身的质询与反思。而在《水的哲学》中， “那些虚无秘密，坐在我们之间/悄悄诉说时间的心事。 /那些沉默，构成洞穴中的影子” ，巧妙地化用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隐喻，人们被困于没有任何阳光射入的洞穴中，由于四肢被锁面对墙壁，所看见的是身后的火光投射的自己与他人的影子。这一真相不被人所知，人成了画地为牢的囚徒，即使有人转过头发现真相，也会因为不习惯火光带来的光明而头晕目眩痛苦不堪，重新把头转向墙壁。这一隐喻形象地命名了人类在时间中的体验和困境：人将自己囚禁于身体之中，与其他囚徒朝夕相处却难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