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日本知识人的游学与社集( 二 ) |日本_教育|京都|长崎

医学方面聚集播磨学子最多的是纪伊国(今和歌山县)的外科医、在1804年缔造世界最早全身麻醉手术(乳癌)壮举的华冈青洲(名震，号随贤， 1760—1835)的春林轩、51人；其次是京都的贺川有斋(名满卿，字德夫， 1733—1793)、46人；以及青洲之弟、在大阪开设家塾合水堂的华冈鹿城(名文献，字子征， 1779—1827)、39人。
为何播磨的游学风气会如此兴盛？竹下认为，播磨附近有多所私塾，可以提供本地子弟手习塾(京坂一带称“寺子屋”)基础教育以上之中等程度的学习内容，成为往后年轻人有志游学的一项重要契机。
例如，赤穗(今兵库县赤穗市)有赤松沧州(1721—1801)的静思亭、沧州弟子神吉东郭(1756—1841)的观善舍。龙野(今兵库县龙野市)有股野玉川(1730—1806)的幽兰堂。播磨附近的备前(今冈山县)则有闲谷学校。以上所介绍是游学京都之播磨出身者的例子，其他还有许多来自日本各地的学子自不待言。
除了个人为了精进学问医术、拓展视野人脉而赴三都、长崎等地游学，近世诸藩也认识到培育人才的重要性，陆续将游学制度化、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派遣藩士、藩医出外游学，吸取新知并搜集各地的先进信息。
研究近世诸藩游学史的渡边实指出， “近世诸藩设计游学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培育家业世袭者的侍讲、师讲、师匠、教授、助教等师范役以及藩医等为政者，此时会给予游学生搁置家禄或二人扶持、三人扶持的藩费或私费，以及一般约三年的研修期间” 。
以全日本来说，游学制度见于诸藩，尤其集中分布于关东、中部、近畿等区域的各藩，但以制度成立较早、内容充实度来说，东北及九州诸藩居于先驱的地位。东北的盛冈藩及九州的大村藩早自宽文年间(1661—1673)即有派遣藩士游学的例子。渡边分析指出，近世诸藩的游学制度首先发生于日本南北的偏远地区，之后延伸至当时的文化地带的周边区域，到了幕末明治时期则普及全国。
有趣的是，在近世诸藩之中，萨摩藩(今鹿儿岛县)最为轻视游学。这并非代表萨摩藩不重视学问，毋宁相反。江户末期的萨摩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致力于殖产兴业，自天保(1830—1844)以来与户冢静海(1799—1876)、高野长英(1804—1850)、伊东玄朴(1801—1871)、坪井信道(1795—1848)、箕作阮甫(1799—1863)等著名的兰学者建立如同家臣般的关系，积极招聘优秀的洋学者。
渡边分析指出，近世诸藩的游学开始期与藩校的创设期同步，以宽政(1879—1801)和天保为二大顶点，而集中于天明(1781—1789)至天保年间。
即使到了明治时期，仍有藩校派遣学生到外地游学。例如，尾张藩(今爱知县)的藩校明伦堂在明治元年(1868)九月派遣句读授高田饭次郎赴“京都吉田学习馆寄宿” 。而明伦堂正式开始选考“游学生”则是在同年十一月底以后。最初的选考有九名应试，最后选出五名，其中海部辰次郎、丹羽清五郎二人赴肥前平户藩师事山崎暗斋(崎门)学派的楠本忠藏(端山)；猪饲桂次郎、高木铃松、小野竹三郎三人赴长崎师事长川退藏。另外，根据端山弟、硕水所撰之《崎门学脉系谱》，端山门下尾张藩出身的弟子共有七名。
此外，日本近世是各种学问及文艺蓬勃发展的时代。在儒学方面，近世初期以朱子学为主流，继而有阳明学及批判朱子学的伊藤仁斋(1627—1705)古义学、荻生徂徕(1666—1728)古文辞学等学问的出现，随之呈现百家争鸣的盛况。
除了儒学，还有对峙于儒、佛等外来思想，借由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日本古典以阐扬日本固有文化精神的国学，以及透过荷兰文以研究西洋学术的兰学等学问。相对于部分朱子学者重视儒学甚于汉诗，主张诗是了解人情之重要手段的徂徕学尤其鼓励门人进行诗文的创作。因此，徂徕学的流行也带动了汉诗社集的大量出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