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日本知识人的游学与社集 |日本_教育|京都|长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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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图片源自网络
游学与社集不仅对近世日本知识人前往学术重镇追求学问，以及与各方文人雅士交流互动、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出身寒微的学子力争上游、甚至提升身份地位亦有莫大的帮助。
——编者按
近世(1600—1867)日本德川幕府配合禁教措施施行严格的“锁国”政策，除了禁止西班牙、葡萄牙等天主教国家来航通商，也将与荷兰、中国的贸易限制在长崎一港。人民被严禁渡航出海，但在日本国内却是人事物往来互动频繁的社会。
近世初期，中国正值明清鼎革、动荡不安之际，有不少儒家知识人及僧侣东渡日本，主要落脚长崎并与日本儒者、文化人有密切的互动。例如，抱着反清复明之志、并有向日本幕府乞师之举的朱舜水(1600—1682)初来乍到长崎，生活并不容易。
柳川藩(今福冈县柳川市)的安东省庵(名守约， 1622—1701)为了亲炙学习中国正统之学，特地慕名赴长崎入舜水门下，并与戴笠(独立性易， 1592—1672)等人有所交流。而且，将自己的俸禄相赠以半，侍奉舜水无微不至，蔚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之美谈。
省庵的时代也许尚无“游学”之名，但从近世日本广义的游学史来看，省庵的师事舜水不失为好学学子游学长崎的先驱。当然，这个与近世中后期以学习荷兰语及西洋医科学(兰学)为目的的长崎游学不可同日而语。
近世日本的学子抱着满腔学习最新学问知识的热诚，以及背负着家族或自藩的期待，离乡背井远赴学问的先进地游学，其个中的甘苦和实际的出游感受与近代以后赴海外留学相比，其实并无太大的差异或更甚之也不一定。但是，以当时一般的用语或制度化之后的名称来说， “游学”一词还是较适切的用语。
研究藩校教育史及游学制度的高木靖文对于“游学”一词，根据津山藩(今冈山县津山市)的史料《建学奏议》将在校内寄宿修行者称为“留学”(留校学习——笔者按，以下同) ，而赴他地修业者称为“游学”的用例，将学子赴三都(京都、大阪［大阪在近代以前的通称］、江户)、长崎学习者称为“游学” 。
初期的游学通常是个人为了在京都等文化的先进地学习最新的学问技艺，携束脩扣某位儒者或师匠之门，在其门下学习修业。游学蔚为风气之后，为了提供来自日本各地至京师拜师学艺的学徒选择合适的师门，遂有记载医家、儒者、书家等各类师傅住所录的刊物出现。
竹下喜久男指出，播磨(今兵库县)一带的学子为了学习先进的汉学、医学知识及地利之便等原因，有多数人选择游学京都。宝历期(1751—1763)以降，上方(京坂一带)的学界大放异彩，来自各地的游学生激增，不久即“为他邦人游学京师者”而出版居住在京都之艺文家的住所录《平安人物志》，而这样的住所录一直到幕末为止共改版了九次之多。
当然，播磨出身的学子未必均游学京都，除了三都，游学九州日田广濑淡窗(名建，字子基， 1782—1856)的咸宜园等学塾的也不少。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汉学及医学(包括兰医方) ，亦有汉兰折衷的情形。
【|近世日本知识人的游学与社集】根据竹下制作的近世日本学塾播磨出身学生数统计表，儒学方面聚集最多播磨出身学子的是京都的皆川淇园(名愿， 1734—1807)弘道馆、69人；其次是大阪的筱崎小竹(1781—1851)、57人；以及京都古义堂的伊藤东涯(名长胤， 1670—1736)、5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