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刘华杰：商务印书馆建构了中国学人的精神之家( 二 ) |熊姣|古尔德|陈小文|约翰·雷

商务印书馆给人许多传奇式印象，有的未必准确。比如关于翻译图书的质量，总体而言商务出的译著水平相对高，但也不是没有错误，这方面需要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要打破一些不必要的神话。我译的《事实、虚构和预测》就有错误，中山大学的一位老师指出过，下一次印刷进行了修改。别人译的一些书也能找到一些小问题，即使“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由名家操刀的经典译本，译者也有看走眼的地方以及因文化传统差异而导致理解不准确的地方，如培根、休谟和康德的作品。这都非常正常，译书是非常危险的劳动，特别容易犯各种错误。所谓几个月学会一门外语，压根不可信。句子译对时，读者认为理所当然；译错了，就可能被骂得狗血喷头。一个人的外语再好，也不可能如母语一样运用自如，不可能深入了解语言背后承载的无限量文化信息。翻译的作品，包括“汉译名著” ，对于学人参考、快速了解外文作品的大致内容，确实起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研究之时依然要核实原文。说到这，让我想起商务印书馆余节弘对我的帮助。有一次我给另一家出版社帮忙时，遇到古尔德的一本书Leonardo’s Mountain of Clams and the Diet of Worms ，我想当然地把后面的theDiet of Worms理解为某类虫子的饮食了，前面讲贝类后面讲蠕虫似乎满合理的。小余（经常听别人称他“老余”）微信中告诉我，这个跟虫子没关系，而是指一次宗教会议！我赶紧上网查，果然是指天主教历史上的一次大会，古尔德成心逗读者开心（书中有一文倒确实与那次大会有关）。有人提前将这件事告诉我，让我少了一次丢人现眼的机会，非常感谢余节弘。小余现在专门负责博物类图书的策划、编辑、出版，推出了数量庞大、质量一流的图书，影响巨大，大家有目共睹。
值得高兴的是，我的多位学生已参与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工作，如徐保军翻译布兰特的《林奈传》，熊姣翻译约翰·雷的《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哈斯凯尔的《看不见的森林》和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杨莎翻译法伯的《探寻自然的秩序》和古尔德的《刺猬、狐狸与博士的印痕》，李猛（北京师范大学）翻译法拉的《性、植物学与帝国》，余梦婷翻译梅比的《吉尔伯特·怀特传》等。其中英国自然神学家、博物学家约翰·雷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十分不易，中国学界长期没有关注到这位比牛顿稍年长的剑桥大学校友、同事。熊姣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约翰·雷，顺便把他的名著翻译出来。林奈传记和吉尔伯特传记，都是国内首次引进，之前能找到的有关他们的描述十分可怜。所有这些，都是在为中华文化发展缓慢积累资源，单独看可能不算什么，合起来则不可忽视。
我的这些学生都很年轻，资历不深，但是商务印书馆勇于启用他们，值得赞扬。商务印书馆给外界一种印象：只跟老学究打交道。实际上，这极其不准确。真实情况是，许多人通常在年轻时就已与商务结缘，终生和商务打交道，甚至命运与共。最近五年，因为参加了几次馆内年度好书评选活动，我目睹了编辑们面向二十几位馆外学者对每部初选的好书只用三分钟时间做进一步介绍，发现此时的商务馆的编辑们大多非常年轻，但学历高、学问好，这跟外界的猜测有些不同。这是好事。深圳因为汇聚了全国的年轻人，终于将一个小渔村建设成了新型包容的现代化大都市，商务馆编辑的年轻化，也将完成学术传承，推出更多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