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刘华杰：商务印书馆建构了中国学人的精神之家 |熊姣|古尔德|陈小文|约翰·雷

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办于上海， 1954年迁到北京，我1966年才出生。我跟商务印书馆打交道的经历并无特别之处，但我愿意把这家出版社视为中国学人的“精神之家” ，我是其扩展的大家庭中某一代的成员，在上海我还专门寻访过老商务。
此家庭的核心是少数编辑团队，外围则是由译者和读者组成的多层学人队伍，整体都在演化之中。它是实在的“家庭”而非“家园” ，因为后者较虚，已经被说滥了。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基本没有血缘关系，却有无法割舍的师生情、朋友情。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都希望它兴旺发达。
【商务印书馆|刘华杰：商务印书馆建构了中国学人的精神之家】我和许多人一样，从读商务书、买商务书开始，到参与商务馆的出版事务，如翻译、策划、作序、推荐等。前一半经历实在平常，中国所有学人恐怕都有此经历。我在北京大学地质系读书时就购买过卢梭的《忏悔录》、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1982年版， 1.2元），当时书价不高，但那时每月的生活费不超过40元。其实直到现在，相对于食物、门票、工资，中国的书价在世界范围也不算高，但读书人仍然觉得书价涨得飞快，只能怪书生平均收入较低。就像中国2000年至2017年的房价，囊中羞涩的购房者总觉得房价太高，且高得离谱，事后才发觉当初太便宜了。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商务印书馆哲学室编辑武维琴先生邀我和当时还在江西医学院工作的潘涛一起翻译《湍鉴》（Turbulent Mirror）一书，算是与商务印书馆有了进一步接触。武先生对我非常照顾，送我了许多商务出版的图书，每次到商务馆都会装一袋子书返回。那时候赠书跟现在可不一样，当时我是穷学生，能用于买书的钱十分可怜，有人送书简直太棒了。现在我经常送认识或不认识的学生一些书，可能是受了武先生的影响。武先生还破例邀请我参加商务印书馆定期召开的选题论证会，参会的代表除我外都是各领域的权威大佬，能有这样的机会学习非常不容易。正是在这样的会议上，我认识了梁存秀先生，先生的知识分子气质令人难忘。武先生当年还跟我讨论过外国人名的翻译、瑜伽及神秘现象，给人的印象是平和、宽容，从不强加于人。
1994年我博士毕业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后，发现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古德曼的作品竟然无一部翻译成中文，就跟与我同在一个小区居住的陈小文先生讲述了情况。小文的导师是熊伟先生，硕士论文研究的是德国哲学，但他对分析哲学也很熟悉，聊天当中古德曼的思想他讲得头头是道，他当即决定购买其《事实、虚构和预测》版权，并让我来翻译。那时小文还不是馆领导。这本小书商务出版后不断重印，迄今已出了三个不同的装帧版本，稿费每次不算多，累积起来也还不错。这便是给商务译书的一个好处：稿费细水长流。
于殿利先生担任商务馆总经理时，对于推动博物学文化发展做出了很多努力，为此经薛晓源介绍我们有了几次接触。于先生特别支持了2015年11月14日召开的首届博物学文化论坛，他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宣布创办《中国博物学文化评论》。从2017年出版第一辑到2022年初已经出版到第六辑。出版这种辑刊，对于推动相关学术发展很有帮助，但对出版社来说显然赔钱。于先生则坚决支持，为了让我放心，他嘱咐让熊姣亲自担任编辑（熊姣是我的学生，后来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于先生在发言中说， “自然是人类之母，自然是人类之师，自然就是人类自身。向大自然反省应该成为人类的常态，成为大自然交给人类的必修课。只有永远不间断地学习和掌握这门必修课，人类才能真正成为越来越接近理性的动物，人类这个物种才能继续保持其先进性，也才能保证自己长期的生存状态。博物学可以算作人类向自然反省的开始。 ”这段话讲得深入浅出，清楚阐明了我们复兴博物学文化的用意，我建议编辑连续六次把它印在了图书的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