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张旭东论《朝花夕拾》︱漂泊之路上的回忆闪烁( 三 )


朝花夕拾|张旭东论《朝花夕拾》︱漂泊之路上的回忆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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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猫·鼠》插画
不妨把贯穿1926年全年的这两个相互交织的系列篇目略加筛选 , 再按月罗列 , 以表格形式做一对比:
朝花夕拾|张旭东论《朝花夕拾》︱漂泊之路上的回忆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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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善于自察和自省的作者 , 此时更在“杂文的自觉”的危机、突破与转折的当口 , 因此 , 这种长达一年的文体间犬牙交错的并列、胶着状态 , 以及这种不同写作样式、风格、情绪和作者形象间的交叉、重合与往复运动 , 绝无可能是无心为之的偶然行为或无可奈何的被动状态 。 但如果这一切都出于作者蓄意的安排和设计 , 为更深层的理由所驱动 , 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从批评的假设出发 , 对之做出尽可能合理的解释 。 这里要做的不是《朝花夕拾》文本分析 , 而是梳理和考察它在“杂文的自觉”之后的文体风格扩展中所扮演的辅助角色和策应功能 。 因此 , 聚焦于十篇作品的“杂文因素” , 也是反过来探讨此刻正在成为鲁迅文学主导甚至唯一形式和文体的杂文 , 是在何等程度上吸收、包含了其他文体样式的内在可能性 , 完成自身形式问题的“解决”和风格的演进 。 我们的批评假设或出发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朝花夕拾|张旭东论《朝花夕拾》︱漂泊之路上的回忆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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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原》
首先 , 作为意识层面的突破和聚焦 , “杂文的自觉”一方面形成于同外部环境的此时此地的近战和肉搏状态 , 植根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外化”和“对象化”的具体性和思想专注;但与此同时 , 为支撑这场旷日持久的当下战斗并提供价值源泉和情感滋养 , 它又必然伴随着一个“内敛”或“回到自身”的精神运动 。 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的回忆性写作打开了童年、故乡和旧梦的自叙空间 , 使得作者在“复得的时间”里重构经验 , 从而为极度外在化、表面化、即时化的杂文写作提供内在性维度或存在的纵深感 。 这对单一的杂文写作所内含的本质性的虚无感和否定性、战斗意志及其厌倦 , 都具有重要的充实、抚慰和构型作用 。 换句话说 , 《朝花夕拾》的精神世界和审美气质构成了鲁迅旷日持久、令人疲惫的杂文的战斗和杂文家的生活之“内面” , 成为完成杂文的使命过程中必要的歇息与凝神 。 这是一次难得的放松、走神和“心不在焉” , 对作者内心状态的调整和外在写作风格的扩展而言 , 是一个珍贵的片刻 。 反过来 , 只有从鲁迅创作《朝花夕拾》时身处的外在环境着眼 , 读者方能够恰如其分地把握文章笔法和笔调中透露出来的那种极富感染力的享受、陶醉和留恋;它们固然需要盘桓于某种记忆或想象中的旧日意象 , 但在更重要的意义上来自作品所属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作者当下的具体生存状态及其心理-情感冲动 。 如同战士在壕堑战中的间歇和稍息 , 这种进击中的出神一旦形诸文字 , 不啻有意向对手表现出的从容和傲慢 。 这种神游无论就其本身的内容而言 , 还是就其所带来的言外之意而言 , 都在杂文家回到自我的运动中建构起广大的内心世界及其精神丰富性 。 同时 , 这种精神内敛的运动也将自己外化为旧日时光的意象和情愫 , 并展现出一种独立的、悠然自得的文字技艺和审美闲暇 。 这两方面在杂文自觉的风格扩张过程中一直发挥着关键但却隐秘的作用 。
其次 , 作为具体的文学行动及其步骤 , “杂文的自觉”需要在从前期“纯文学”创作模式和审美空间向杂文的象征空间、社会生产空间和历史再现空间过渡的过程中 , 建立一系列跳板、支撑点和类似音乐“转调”“转位”所需的“中立和弦” , 以便完成一个决定性的风格与结构的转变 。 回忆性散文这种特殊文体 , 一方面最大程度上包容记叙与描写、人物与情节 , 甚至虚构意义上的“叙事”因素;另一方面 , 它事实上又是在散文或杂文的语言和文体灵活性空间中运行 , 可以最大程度地容留、吸纳、混杂并调和诸如纪实与虚构 , 抒情与静观 , 氛围、情感的烘托营造与分析、批判所需的距离感等不同文类和写作手法 。 在这个关键的文体选择和转调转位瞬间 , 《朝花夕拾》同《野草》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 即在自身“互文体性”或“文体间性”的风格空间里 , 形成一种局部、过渡性的扩张 。 这种蓄意、精心的文体混杂同个人充沛的情感、激情和冲动相结合 , 造成文学空间内部的增压效应 , 形成某种形式创造和风格个性的极点 。 由于这种极点本身在形成过程中包含多种文体样式的可能性与丰富性 , 也就使鲁迅具有文体-风格选择上的极大自由 , 甚至具有把自己置于单一文体甚至常规性文学观念本身的“例外状态” , 在“纯文学”建制的外部和文学本体论空间深层 , 一举选择、决定杂文的审美合法性与风格正当性 , 并将之确立为自身写作方式的新的、更高的法则 。 换言之 , 《朝花夕拾》提供了一个“文体混合”的共鸣箱和混录装置 , 将鲁迅“杂文的自觉”所继承、发展和进一步风格化的各种文学资源都容纳并“调和”在一种自我述说的句式和文体空间中 。 作为一个象征之象征 , 《朝花夕拾》正是鲁迅文学本身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 , 是作者文学自传的“必要的虚构” 。 它也是一个倒叙式的自我发明的“源流” , 记录着鲁迅文学种种个人史、家庭史、精神史和成长史的故事性体验和经验 。 甚至可以说 , 在《华盖集》这个社会性断裂点之外 , 《朝花夕拾》是鲁迅文学“第二次诞生”的另一个隐秘的、更个人化的源头;批评的阅读可以从中辨析、引申出鲁迅此前与此后创作的所有资源、脉络、主题和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