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张旭东论《朝花夕拾》︱漂泊之路上的回忆闪烁( 五 ) |朝花夕拾|鲁迅|张旭东|杂文

鲁迅是爱人生的，这种爱和迷恋可以说是他写作的基本动机，也是他不惜为生存而战的终极理由11 。但这种爱和战斗的底色和底线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 。因此，鲁迅的“生存—温饱—发展”理论及其反抗姿态本身，包含着一种活动、流动的倾向，即“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于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 。也就是说，鲁迅的壕堑战原则同运动战战术并不矛盾，事实上一直保持着“打不赢就走”的“逃逸”主题，即《北京通信》里面所说的飞越一切事实或象征的“北京的第一监狱”12的姿态。由此，我们看到鲁迅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静”与“动”（或“变”）两种倾向的纠结：一个指向某种遥远的、想象中的过去，包含童年记忆、家园意象，以及仅仅在记忆和语言中存在的时间与经验的静谧、圆满和甜蜜；一个指向未来和别处，充满未知数、紧张和危险，但同时也代表着“生”的意志、对痛苦和冒险的承担，代表着由此而来的可能性与前景。究竟是“在路上”的状态提前制造了“童年”和“家”的“旧事重提” ，还是回忆所提示的生活世界的圆满与充实又一次触发了远行与放逐的冲动；究竟是具体环境因素逼迫作者不得不做出理性选择，还是某种内在的关于生命状态和精神自由的冲动与想象诱导作者“先发制人”地采取行动，这些问题都无法简单由实证传记资料解决。它们都同鲁迅文学的“再生”和“转折”相伴而生，在以文体混杂为基本特征的新的杂文风格空间中，展开了这种风格自身的诗的戏剧性矛盾和基本母题。《北京通信》在结尾处忽然笔锋一转，从生路与死路的大问题，写到北京的天气和院子里的植物：
北京暖和起来了；我的院子里种了几株丁香，活了；还有两株榆叶梅，至今还未发芽，不知道他是否活着。 13
当杂文家写下这样的句子时，我们可从批评的角度看到，《朝花夕拾》和“海上通信”的到来都已经成为杂文文体和风格多样性展开的内在环节和步骤了。《北京通信》这篇作于1925年春天的通信体杂文，像一粒写作的种子，随着“是否活着”的生命之问破土、生长，把“旧事重提”和《华盖集续编》一道纳入杂文风格成长的“漫游时代” 。在过去和未来或故乡和远方这两个方向上，作者将以新的文体自觉和风格强度，把人生种种阶段、状态和两难选择，纳入杂文的诗学形式和叙事结构，并赋予它们形象和动作的整体性和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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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与“旧事重提”系列回忆散文和《华盖集续编》杂文同时发表的还有鲁迅的译作，其中有岛武郎《生艺术的胎》一篇中出现了这样的语言：
一切皆动。在静止的状态者，绝没有。一切皆变。在不变的状态者，未尝有。如果有静止不变的，那不过是因了想要凝视一种事物的欲望，我们在空中所假设的楼阁。
所谓真，说起来，也就是那楼阁之一。我们硬将常动常变的爱，姑且暂放在静止不变的状态上，给予一个名目，叫作“真” 。 14
这种作为幻影或内心视像的“真” ，就是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所谓的“思乡的蛊惑”、那种“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的“旧来的意味留存” 。这些“从记忆中抄出来的”“真”当然不是真实或真理，而恰恰是原作者有岛武郎在文章一开头所谈的“爱” 。它也不是时间、空间和人生经验上某个一成不变的点或“历史原貌” ，而恰恰是变与动的结果。在《生艺术的胎》里，有岛武郎进一步将这种静与动、变与不变的关系比作流水在山石间旋行的涡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