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张旭东论《朝花夕拾》︱漂泊之路上的回忆闪烁( 四 ) |朝花夕拾|鲁迅|张旭东|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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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
最后，在这个具体的个人化的支点上，在经历了女师大风潮、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被北洋政府教育部罢官之后，在同许广平的恋爱关系日渐明确的过程中，鲁迅势必已至少在内心中开启了人生又一次“走异路”和“寻求别样的人们”6的旅途。相对于鲁迅青年时代的“漫游”、西学发现和文学转向，这次即将到来也必将到来的远行，已不再具有任何“成长小说”和“世界之路”的浪漫和发现意味，而是一次人过中年的漂泊与安顿，一次自我流放中的求真和求自由。简言之，离开北京已是生活的必须，即《伤逝》里“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7这种抽象、单纯的语言和语句的具体化行动。这种行动开辟的并非19世纪欧洲成长小说意义上的“世界之路” ，而是20世纪初中国新文学所打开的“世界的杂文”；它是卢卡奇在《小说理论》开头所描写的现代性“超验的无家可归状态”的特殊形式8 。在德国浪漫派心灵整体性及其与外在世界的统一性基础上，通过对比近代欧洲小说同希腊史诗，卢卡奇尖锐地指出现代人如何因为失去自身价值和情感的“超验的落座” ，而陷入每一步都面临深渊的境地。由于理想中的“匀质的共同体”的四分五裂，由于无论到哪里都只是“永远的外乡人” ，现代人必然受困于思乡病。这种思乡病并不朝向所谓的故乡（它早已消失或变得面目全非），而是指向心灵所渴望的想象中的归属感、那个他曾属于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否真实并不重要，因为它不过是“对一种乌托邦完美状态的乡愁，它只把自身和自身所渴望的东西认作真正的现实”9 。《朝花夕拾》及其特殊的“混合文体”与这种特殊的无家可归状态及其内心体验相向而生，成为“思乡病”式的“为了忘却的记念”10 。伴随着《朝花夕拾》的“思乡”写作的，是鲁迅持续的离家和远行。这个杂文之旅如果有目的地的话，也绝不会是事实上的故乡绍兴，鲁迅从未考虑过回到浙江原籍（包括省会杭州），而是最终在作为半殖民地现代性和治外法权意义上的“国中之国”的上海租界或半租界安顿下来。《朝花夕拾》呈现的私人内心风景，同即将开始的远行及其终点（租界或半租界）所象征的“内与外”的暧昧状态，似乎形成了一种预先设计好的叙事上的和声与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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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伤逝》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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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下旬至5月间，鲁迅曾离家进入莽原社、日本医院、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避难。起因为“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进步人士，传闻鲁迅也在第二批通缉名单上。 3月29日，几个陌生人突然造访《莽原》编辑部，鲁迅疑心他们是政府侦探，随即称病，住进山本医院。 4月15日，因冯玉祥部国民军撤出北京，局势更为紧张，鲁迅在许寿裳等人的帮助下，转移至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同月26日，因德国医院不愿收留无病的“病人” ，不得不再次转场，进入法国医院避难，直至5月2日方才“出院” 。但据《朝花夕拾·小引》，《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这“中三篇是流离中所做，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 ，这样的话，鲁迅离寓避难期就要延长到6月23日之后。无论如何，这个离开北京前的“流离”仿佛一个远行和自我流放的预演。同时，它也是杂文写作同回忆散文写作并行不悖的集中体现。此期间除了“旧事重提”的“中三篇” ，鲁迅还相继发表了杂文《可惨与可笑》（《京报副刊》1926年3月28日）、《记念刘和珍君》（《语丝》1926年4月12日）、《大衍发微》（《京报副刊》1926年4月16日）、《淡淡的血痕中》（《语丝》1926年4月19日）；发表译作《生艺术的胎》（《莽原》第9期， 1926年5月）、《再来一次》（《莽原》第10期， 1926年6月）。《华盖集》也诞生在这个“流离”期间（北新书局1926年6月3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