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风起陇西》：当代人对“个体”的珍视，决定了历史剧与历史的距离( 二 ) |马伯庸|长安十二时辰|莎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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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莎士比亚论政治》
[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著唐建清译
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6
马伯庸关切历史的落脚点则是个体命运，他在历史纪实作品《显微镜下的大明》前言中写的一句话——“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社会底层民众的心思想法，往往会被史书忽略”——大抵表明了他的创作旨趣。 2021年，马伯庸曾以“历史中的大与小”为题在上海举办讲座，在讲座中他讲述了自己在一个三国主题展上看到的两块砖：一块砖制作于建宁三年（公元170年），制砖匠在砖上刻字“仓天乃死，当搏……”诅咒压迫自己服此苦役的人，马伯庸解释为“等到苍天死时，我就要奋力一搏，跟你们拼命” ，这是黄巾之乱爆发14年前的一个普通人的愤怨。另一块砖制作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砖的主人为了庆贺“晋平吴天下太平”特地制作了这块砖。马伯庸认为，三国的历史就浓缩在了这两块砖里：天下大乱人心思变，战乱已久渴望和平。而所谓“历史中的大与小” ，是指通过这种小的细节看到人性，继而对历史大趋势有更深的理解。
事实上在史学界，对“日常”和“个体”的关注也是近年来的一大重要趋势。历史学家赵冬梅指出，在现代化进程已严重割裂现代与传统的当下，过去已宛如异域他乡，许多对古人来说不言而喻的事物对当下的人而言无比陌生。因此，重新打捞“日常”成为了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历史学因此开始跳出传统史学偏重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窠臼，开始立足现代，关注日常和普通。所谓日常，在衣食住行等物质文化史的层面之外，还有另一层含义，即“生命的日常” 。在赵冬梅看来，无论哪个时代，人们对“平安顺遂”的期盼之心是一样的，但对于不同历史时期、性别和社会阶层的人来说， “平安顺遂”的定义可能截然不同，受政治制度、社会环境与思想文化的种种钳制。了解个中差别，能让我们增进对历史细节的把握，也能让我们“对同样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古代的人们投注理解和同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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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
赵冬梅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1-4
马伯庸认为，历史小说写作归根结底反映的是当代人的价值判断，历史和意识形态有着密切关系。以《长安十二时辰》的主角张小敬为例，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在唐代存在的——在一个等级森严、贵族与平民几乎没有任何交集的社会里，很难有人会产生“守护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这样的信念。唯有在强调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每个人的生命都被赋予同等的价值，我们对英雄的定义，才会是那些“为柔弱的大多数挺身而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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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十二时辰》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由此可见，马伯庸的小说畅销乃至小说改编影视剧的走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回应了当代人的关切与价值取向，而它们不可避免地拥有古人恐怕难以理解的现代性内核——对个体自我具有内在价值的笃信。弗朗西斯·福山援引黑格尔的观点指出，寻求承认是人类历史的终极动力，人虽然天生渴望得到承认和尊重，但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自我价值或尊严是无法得到承认的。诸如每个人的内在自我都具有价值应该被尊重、外部社会对真实自我的评价存在系统性的错误与不公之类的观念，直到现代才真正深入人心，构成了当代人的精神底色，并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所谓的身份政治问题。从这个角度看，纠结于作为流行文化组成部分的历史剧是否严丝合缝地符合史实，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当代人对“个体”的珍视，早已决定了历史剧与历史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