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风起陇西》：当代人对“个体”的珍视，决定了历史剧与历史的距离( 三 ) |马伯庸|长安十二时辰|莎士比

“光复汉室”的大局与代价
被派往天水前、在冯膺的严刑逼问下坚决咬定陈恭不是叛徒的荀诩，回忆起了这样一幕：他与表妹翟悦和陈恭同饮，言笑晏晏间三人起誓要一同“光复汉室” ， “让你我这样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
【|也谈《风起陇西》：当代人对“个体”的珍视，决定了历史剧与历史的距离】如果我们跳脱出被《三国演义》影响的“蜀汉正统观” ，就会发现几个蜀国小人物对“光复汉室”深信不疑其实是一件有些奇怪的事。作为现代人的我们能毫不迟疑地将之等同于不容置疑的家国大义，很难说不是因为我们受“民族国家”思维框架的影响，然而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结构和意识形态是过去200年的欧洲发明，由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所创造，我们很难想象真实历史中的蜀汉人能同我们一样依照这些观念思考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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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陇西》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鉴于帝制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贵族体系早早瓦解带来的社会流动性增加、商业印刷的繁荣和高度专业化的官僚制度），有历史学家认为，现代国族主义的一些核心元素在中国可能出现得更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家谭凯（Nicolas Tackett）就认为，在11世纪的宋朝， “国族意识”就在中国社会政治精英中萌发和兴起：宋朝官员开始将中原之民重构为“汉人” ，更精确地界定政权版图，认为宋廷有责任收复实际上超出宋政权实际控制区的“故土” 。即便如此，谭凯仍指出，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也对这一观念产生了共鸣，它至多是在受教育阶层内形成的政治理念和身份认同。
回到《风起陇西》的语境，如果“光复汉室”的重点不是“收复故土”而是“让你我这样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那么至少应该说明为什么和曹魏与东吴相比，蜀汉更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可惜的是，我们从电视剧中没有看到蜀汉在施行良政、使百姓安居乐业方面强于曹魏和东吴的理由。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大义名分的表象下政治精英的尔虞我诈， “神仙打架”时下位者的卑微与无奈——从帮助陈恭传递情报的游枭、怀疑陈恭直到最后一刻的魏国司马糜冲到卧底失败的翟悦、荀诩的下属廖会，或是与陈恭一起偷图纸的五仙道长老，他们都在尽忠职守中迎来了或在情理之中、或在意料之外的死亡。乱世之下，家国大义的残酷底色，是“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
陈恭究竟有没有背叛蜀汉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全剧最大悬念。随着剧情推进，我们发现这个间谍行当里不世出的天才成为了各方争夺拉拢的目标，而他也暴露了蜀魏之争和蜀汉朝堂之争的种种矛盾，让“光复汉室”的理想愈发显得空洞。魏国之所以有信心能策反陈恭，是因为他们让陈恭知晓了他的上司冯膺为了个人利益与曹魏情报部门长期进行情报交换，直接导致多年前陈恭的父亲战死。而陈恭与冯膺当面摊牌对峙的那场戏成为了全剧的重要转折点：冯膺告诉陈恭自己一如既往地忠于汉室，他所进行的情报交换是出于高层的授意，为了国家利益不得不牺牲陈恭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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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陇西》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在蜀汉内部，诸葛亮与李严争斗不断，前者坚持北伐曹魏，后者主张南征东吴。在诸葛亮被先帝托孤尽享威望和权势的同时，如何呈现反对派的立场至关重要。从历史后来者的眼光来看，李严作为西川本地门阀的代表，担忧诸葛亮的北伐将穷兵黩武，摧毁本地民生经济，是有道理的，这本可以是蜀汉朝堂之争复杂性的精彩注脚。但在电视剧中，国策之争双方的矛盾症结被一笔带过，李严反对诸葛亮的理由变成了南征东吴，剧中着重描写的是李严如何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地企图挫败诸葛亮的北伐计划，国策之争沦为赤裸裸的政治内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