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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久(右)和他的梵高画 。
晚了20年的“顿悟之旅”
博物馆广场是阿姆斯特丹最美的角落之一 。 作为昔日殖民帝国辉煌的见证 , 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汇聚在荷兰国家博物馆 , 其正对面的那座现代风格建筑 , 就是赫赫有名的梵高博物馆 。 日复一日 , 如织的游人鱼贯而入又蜂拥而出 , 附近的纪念品商店自然成为受益者 。 在那里 , 人们可以花几欧元就能买到印有梵高画作的明信片 , 也可以花几十、几百欧元买到仿作 。 但游人们绝想不到 , 这些仿作竟出自一批中国农民工之手 。
余海波把赵小勇的欧洲之行比作找寻之旅 , 先是在博物馆广场的纪念品商店找到了“价格” , 又在梵高博物馆找到了“价值” 。 最让赵小勇失落的不是国际贸易差价对他的“剥削” , 而是当他看到梵高真迹时所受到的触动 。 “不一样 , 还是不一样 , 颜色有差别 , ”他自语道 。 感叹自己临摹了5万幅梵高 , 还不及一幅真迹——这种“不及”不仅仅是指价格 , 还道出了创作的无价 。 原创是一种从无到有、创世般的活动 , 与临摹、仿造不可同日而语 。
在巴黎郊区的梵高墓前 , 赵小勇点燃了3根香烟 , 用这种“特别中国”的方式为梵高“上香” , 完成了虽简陋却虔敬的仪式 。 在法国南部阿尔勒这个梵高生命中的最后一站 , 赵小勇找到了 “夜间咖啡馆” 。 他凭记忆当场临摹了那幅名作 , 引来无数路人围观喝彩 。 余海波说 , 赵小勇通过把自己跟伟大的梵高连接在一起 , 找寻存在的意义 。
欧洲之行为赵小勇带来了顿悟式的启发 , 但他毕竟还要回到大芬村去面对更加复杂的现实 。 是延续临摹、仿造的老路 , 还是开辟一条原创的新路?出人意料的是 , 赵小勇提出想在中国建一座梵高复制品博物馆 。 这个主意看上去很“山寨” , 余海波却认为有其可取之处:正大光明的高仿复制有别于以假乱真的赝品制作 , 前者是以谦卑的姿态承认原作的价值 , 在高冷的大师艺术与普罗大众的审美之间搭建一座桥梁 。
《中国梵高》讲述的故事也彻底改变了周永久的命运轨迹 。 2018年 , 一位马来西亚华侨在飞机上看过这部纪录片后 , 随即到大芬村探访周永久 , 并买下十几幅作品 。 也是在这位华侨朋友的促成下 , 周永久有生第一次在槟城举办了个人展览 , 他的数十幅作品也大多以高价售出——梵高生前只卖出一幅作品,他没能用创作改变自己的生活 , 却机缘巧合地改变了100多年后一批中国画匠的生活 。
作为《中国梵高》导演之一的余天琦是英国电影学博士 , 回国后在上海交大任教 。 在她看来 , 无论电影还是美术 , “混圈子”都很重要 。 “像赵小勇、周永久这些人 , 读不了美术学院 , 也就进不了这个圈子 , 只能继续在纪念品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作品 。 当代艺术市场缺乏多元性且十分封闭 , 拒绝不同的目光和风格 。 大芬村有一种独特的艺术生态 , 包含着难以定义、激动人心的原创性 , 这本身就是对艺术圈的嘲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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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 由余海波(下图)、余天琦联合执导的纪录片《中国梵高》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首映 。
久矣 , 吾不复梦见梵高
“中国梵高”折射了激荡的全球化时代下大芬村画工群体的精神历程 , 而现实中大芬村却有着更加丰富、庞杂的生态 。 据张可介绍 , 大芬油画村现有画廊与艺术机构1800余家、知名企业60多家 , 村内聚集油画从业人员约8000人 , 加上周边社区从业人员共20000多人 。 如今的大芬 , 不仅仅是油画的大芬 , 各种艺术门类和业态都可以在这里和谐共存 。 装裱、配框、画材、物流等配套服务 , 以及艺术衍生品开发、油画体验、美术教育在整个产业链上彼此互补、生生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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