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赋性孤洁显书生本色——周汝昌与“周氏红学”( 三 ) |周汝昌|红学|曹雪芹

乔福锦长期关注“曹雪芹佚诗”案的进展，他从“拟补古诗传统”“排遣苦闷”“现代人拟补”等方面通观该事件，应该是“佚诗”问题最全面的解释。不过，乔福锦的看法短期内难以达成广泛共识。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批周”抑或“拥周” ，不仅是近三十年来红学界的一条“立场线” ，而且将是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的一条“立场线” 。近人姚永朴说：“宗派之说，起于乡曲竞名者之私，播于流俗之口，而浅学者据以自便，有所作弗协于轨，乃谓吾文派别焉耳。 ”红学宗派，说到底正是“名”“利”之争的产物，竞名者据以自便，以图一己之私。可以认为，如果红学宗派继续“作祟” ，红学就没有前途；“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局面最终形成，红学才会有真的希望。
其实， “曹雪芹佚诗”并非不能旧话重提。不过，人们在重提旧话时如果能坚持理解之同情，与人为善，就有可能避免对前人的苛责。
“红学”从何说起——《还“红学”以学》的争讼
再来谈谈《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引起的争讼。
《还“红学”以学》引起的争讼，该从“什么是红学”论争说起。 1982年第3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周汝昌的《什么是红学》一文，该文认为，红学有它自身的特殊性，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的观点。红学是解决别的问题的，并非一讲《红楼梦》就是红学，用一般小说学去对待《红楼梦》的，仍然是一般小说学，而不是红学。红学不是要代替一般小说学，它却补充和丰富一般小说学。一般小说学也不能代替红学，这个分别很重要，可是不一定每个人都清楚。周汝昌所说红学“别的问题” ，是指他所看重的“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 。《还“红学”以学》一文明确指出：这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而不指文学常论；这学，应是科学学术的研究，而不指一般的文艺鉴赏评论。应该说，周汝昌坚持维护红学“真学的本质”的做法本身并无可议之处，问题在于严格区分“红学”与“一般小说学”的做法引起了激烈的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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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的毕业证明。（资料图片）
1984年第3期《文艺报》发表了应必诚《也谈什么是红学》一文， 1984年第8期《文艺报》发表了赵齐平《我看红学》一文，积极参与论争驳难。他们并不赞同人为地划分“红学”与“《红楼梦》研究” ，坚持“凡是研究与《红楼梦》有关问题的都属于红学”的观点。此后，《文艺报》不再发表论辩文章，论争随之结束。不过，正如刘梦溪所说：“当然问题并没有解决，对什么是红学，周汝昌以及别人都不会放弃自己的看法。 ”论争双方各执一词，均各自维护自家为“红学”正名的立场观点。
时隔三十年， 2012年第5辑《红楼梦学刊》刊发应必诚《红学为何红学何为》一文，重申周汝昌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时批评了陈维昭对待“什么是红学”这场论争的态度。于是，陈维昭撰写了《“红学”何以为“学”——兼答应必诚先生》一文（《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3辑）回应。应、陈两家的“口舌之辩”可以看作“什么是红学”论争的回响，由此可见论争双方的分歧是难以调和的。显而易见，若从学科的立意上考量，周汝昌的观点更值得关注。正如陈维昭所说，周汝昌的问题在于将“红学”界定得过于狭窄、过于专门化，但他对“红学”之所以为“学”的学理依据追问的确具有重要意义。说到底， “什么是红学”的论争其实正是传统学问观念与西方现代观念的立场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