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赋性孤洁显书生本色——周汝昌与“周氏红学”( 四 ) |周汝昌|红学|曹雪芹

《还“红学”以学》可以看作《什么是红学》一文的续篇，该文继续从学科的立意上强调“红学”之“真学”的重要性，同时指出胡适实际上并未建立堪称独立的新创的“学” ，俞平伯虽然开了端却没有跟进。该文发表后，《求是学刊》《红楼梦学刊》《明清小说研究》陆续发表文章作出强烈回应。杜景华的《惊人的红学大扫荡》、胥惠民的《读周汝昌〈还“红学”以学〉——兼说〈红楼梦〉研究的学术品格》、贾穗的《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驳议周汝昌先生的〈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欧阳健的《胡适的红学体系和红学悲剧——读〈还“红学”以学〉感言》，都批评了周汝昌“贬人扬己”的作风，这一番疾风骤雨般的批评已非一般性的学术“质疑”或“论争” 。可以认为，围绕《还“红学”以学》一文的论争实质上是研究取向或研究路径上的重大争议，并非仅是概念之争或一般性正名。遗憾的是，学术性的“质疑”或“论争”最终演绎成了“学风学德”方面的“苛评” 。此种情形，正如黄裳所说：“难道他们是百分之百地为真理而争辩么，好像又不是。在这种公开争辩之外，在字里行间，笔锋所及，更多的是‘微言大义’ ，不是细心的读者，往往是不易察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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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新证》。（资料图片）
周汝昌在《还“红学”以学》一文中不仅直言胡适并未建立《红楼梦》研究的“专学” ，且直言胡适创辟的“新红学”原是一种夸大了的名目和概念，这一认知和评价可以看作周汝昌对于胡适新红学的“认同危机” 。同时，这种认知和评价也为周汝昌本人以及“周氏红学”带来了严重的“认同危机” 。他所建立的红学体系备受质疑，他的学术品格也备受质疑。总之，周汝昌对胡适新红学的“全盘否定”不仅危及了胡适，同时也危及了他自己。尽管如此，周汝昌仍矢志不移地坚持这一认知和评价。中华书局2016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增订本序言称：《新证》是胡适《红楼梦考证》之后的从头作起，是红学体系新的建立。也就是说，《红楼梦新证》才是《红楼梦》研究“专学”建立的标志。由此可见，周汝昌“独尊其学”的“自心自信”何其充沛，若特以“博学以知服”责备周汝昌，不见得就是知人论学之解者公评。钱穆曾说：“人文学既是急切难得一公认之是，又是各人爱好不同，因此人文学者之最高境界遂落到‘自心自信’上。 ”
笔者以为，正是基于这份“自心自信” ，周汝昌毕其一生演绎着痴心于曹雪芹《红楼梦》的“真爱” ，并不遗余力地阐扬《红楼梦》蕴含的中华文化精神气象，其阐扬不仅“于身有益” ，而且“于世有用” 。可以说，这种“真爱”也体现了萧公权所说的：“治学者或求学者在治学求学的时候，专心致志去治学求学，而不‘胸怀异志’ ，别有企图。 ”
了解之同情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论世”颇不易， “知人”尤其难。不过，事必有首尾，人必有精神。但凡保有“温情与敬意”者，就不会以偏激的态度评论古今之事；但凡保有“了解之同情”者，就能以一种设身处地的态度评论古今之人。今之学者评论周汝昌其人与他的“周氏红学” ，理应保有“温情与敬意”和“了解之同情” 。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某些人在谈论周汝昌其人与其学时仍难以克制胡适所谓“正谊的火气” ，偏激的态度或偏颇的评价往往如影随形。甚至有人倡言：为了红学事业的健康发展，替新红学学派清理门户，应将周汝昌清除出去。其实， “清理门户”并不能动摇周汝昌在现代学林的一席之地，况且“清除周汝昌”与“红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之间并无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