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斌评《美国的分裂》︱小阿瑟·施莱辛格的焦虑( 四 ) |霍勒斯·卡伦|文化多元主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美国社会出现的严重分裂，文化多元主义既不是根本原因，更不是唯一的原因。二战后的美苏冷战是当时世界格局的最显著特征，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政治和军事等层面的激烈竞争，掩盖了美国内部很多矛盾。然而，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持续了超过半个世纪之久的美苏冷战也就此结束。美国的种族、阶级等社会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并随着两大党对选民的争夺而有激化之势。这与当时美国历史学的碎片化及反碎片化趋势桴鼓相应。当然，美国社会分裂最为根本的原因仍是美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居住隔离、种族仇视等。
施莱辛格虽然也承认美国历史上白人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对少数族群所造成的伤害，但他似乎忽略了二者对少数族群所造成的长期影响。他对争取黑人权利的人士缺乏理解，批评“黑人的事儿只是被害妄想情结中一个较为极端的案例，即他们时常感到有人想要伤害自己，几乎所有少数族裔都会时不时被这种情结俘获”（88页）。不难看出，施莱辛格所责备的是抛弃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非裔美国人。施莱辛格难免避重就轻之嫌，他所说的“非洲中心主义” ，更多的不过是对白人奴役黑人历史的纠正。
施莱辛格或许不是西方中心论者或者白人中心论者，但他表现出的西方优越感仍是显而易见的。他强调西方文化是一种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文化，虽然有不堪的过往，但愿意积极克服，而其他文化则并非如此。施莱辛格指出，西方传统同其他文化传统存在本质性差别， “不同之处在于西方传统包含着对理想状态的构想与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揭露出自己的罪行且持续进行自我批判。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把自我批评作为其存在的基础”（103-104页）。他甚至为西方的殖民主义找到了道德合法性，指出是法国人将阿尔巴尼亚妇女从必须佩戴面纱的习俗中拯救出来，是英国人废除了印度的殉夫之俗， “是西方而不是非西方文化开启了废除奴隶制的改革运动”（106页）。
施莱辛格并不孤独，同时代的学者形成了一股保守的潮流，他们对多元文化主义展开反思、批评，甚至反扑，其中包括历史学家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大卫·霍林格（David Hollinger）、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以及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等人，但施莱辛格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可能是最为激烈的。很少有学者如施莱辛格在《分裂》一书中那样，行文分析超出理性中立，充满了焦虑情绪乃至偏见。从这个意义上，很难将《分裂》一书归为公正、严肃、严谨的学术研究，说其是一种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时评或许更为恰当。
总体而言，《分裂》一书是美国当时多元文化纵深发展，部分多元文化主义者走向族群中心主义，并触及到美国同一性可能丧失的某种反弹。其中不乏对多元文化主义反思的真知灼见，对理解今日的美国也多有助益。但施莱辛格对多元文化主义，或者他所声称的“族群中心主义”的批评，很容易使读者回想起十九世纪美国社会在大规模非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移民抵美后，美国社会所展现出的焦虑，进而催生了一系列排外言行，美国社会也因之分裂为“我者”和“他者”、“美国人”和“异族”（alie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