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秘史|《书籍秘史》：比毁灭更可怕的是遗忘( 二 ) |作家|亚历山大港|书籍秘史

从某种方式上讲，选择就是保护。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始终在不断遗失或濒临消失。当时，每本书都是独一无二的，其传播依赖手抄本，逐字逐句地抄写是一项需要耐心且非常累人的工作，而识字阅读又需要很高的门槛，并非任何人都能胜任。另外，书的原材料很容易变质破损——直到现在也是，一把火就能将书变成一缕青烟，遗忘的威胁依然存在。人们只能取舍，选择必要的书，列成单子，就像一个工作计划，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抄写一遍。
公元前3世纪左右，亚历山大图书馆出现了一份目录长达一百二十卷的伟大书目，由现在被视为图书管理员之父的诗人卡里马科斯负责制作。他不仅给作者写简介，调查其个人情况以区分同名作家，并按字母顺序列出所有作品名，还将文学作品分为不同体裁，影响极为深远。如今的图书馆仍在采用按字母表排序和体裁分类归档的方法。
翁贝托·埃科就认为，清单其实是文化的起源，字典就是详尽的清单，所有的汇编都是在为了让无限的知识变得更容易理解。 “最好的清单会认可所列项目的重要性，并赋予它们意义；会拥抱世界的细节与独特，以免我们看不到真正珍贵的东西。 ”当亚历山大港的学者们思考着哪些书是必读的，哪些人物不该被遗忘，哪些诗歌、文章和思想应该传承给下一代，我们这些生活在未来的人类才拥有了接触安堤戈涅、俄狄浦斯、美狄亚的权利，才能理解那个拒绝死去的世界，人类的共同记忆也就这样在不厌其烦的选择和清单里被守护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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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遮蔽与重塑
选择性地留存记忆，常常也意味着部分记忆的遮蔽。
在书籍成为记忆容器的历史中，它被想象成凶器，是最令人不安的物品。只要书化为灰烬，人们便可以随意捏造对自己有利的事实，重新建立秩序。通常，书籍会遭遇两种形式的掩埋：外部审查与自我惰性——前者还能对后者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然而，造化弄人，狠心的破坏总是会引向巨大的悖论：大众的注意力恰恰会被集中到那些试图隐藏的作品上。塔西佗写道， “下狠手的人只会自取其辱，让受罚的人载誉而归。 ”当奥维德用颠覆性的文学探索对抗欧洲的道德审查，控制的执念遭遇了第一次失败。当马西娅冒死藏下《编年史》，帝国的禁令弄巧成拙。齐默尔在几乎不认识荷尔德林的情况下，只因为喜欢他写的小说就愿意收留他，书成为两位陌生人之间延续了四十年的牢固纽带。而在斯大林铁腕统治时期，布雷德伯利的反乌托邦小说诞生，安娜·阿赫玛托娃则创作出令人心碎的长诗《安魂曲》。安娜一点点地写，她的十一位朋友一点点地背，为的是即便她遭遇不测，作品也能流传下来。
在历史上，书与记忆总是这样相互救助：文字保住了过去，记忆则保住了被遮蔽的书并重塑之。书的沉默就意味着记忆的沉默。只有各种不同的声音通过书页表明态度，相互反驳，死角才得以察觉，记忆才得以在书的一次又一次的毁灭重生中无限接近着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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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延伸与未来
当人类所有经历与经验化为所谓“旧”记忆的同时，人类也永远正在感知、体验与生活，制造着“新”记忆。新记忆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记忆的消失，书籍的发展也总是新旧并存，就像今天的纸质书和电子书共存一样，新与旧的关系远比一眼看上去更加复杂。英语单词scroll意指“手写书卷” ，今天则用于描述文本在电子设备中上下滚动屏幕，如同在使用古老的卷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