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法|办刊人林建法的悲欣交集( 三 ) |当代作家评论|写作

但从世俗上看，如果不是为了《当代作家评论》，建法又有什么必要以办刊人的身份来和作者打交道呢？只不过是他把职业身份转化，也提升成了朋友之谊。他把自己的委屈和低姿态升华成了人间的至诚之交。朋友之间不用手段。建法是靠着一以贯之的人格魅力和毅力调适了自己的职业角色心态，在最艰难的时期始终不懈地维护了一个精英作者朋友圈的情感联盟。他不能张扬甚至必须压抑自己的不羁个性，但他也在其中实现了自己的角色价值。他书写出了作为一个办刊人的独特个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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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作家评论》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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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法见得最多的第二类人，是他的“金主” ，或可能的合作者。当代文学的所有正式出版刊物都是体制内的，经济上都由国家财政支持。在计划经济时代，刊物不挣钱而花点小钱也不算什么。等到体制改革、需要经济核算的市场经济时代，不挣钱的刊物就不被待见、边缘化了，文学刊物更像鸡肋或直接就被抛弃了。因为刊物必须自负盈亏，财政方面很少支持，甚至没钱支持了。这就是1990年代中期很多文学刊物发生了类似国企改革中的关停并转现象的缘由。很多刊物没有资源和经济能力维持自身的生存了。绝地而生的文学刊物仅是极少数，有的甚至一飞冲天，比如后来的《萌芽》就因新概念作文大赛而成就了刊物的历史高峰，还催生出了80后文学的文学史现象。这是无法复制的极端个案，有着上海和《萌芽》的历史底蕴与文化性格为之强力支撑而成就的不朽事业。
大多数受到时代大潮冲击的文学刊物却并无还手之力，也无还手之策。《当代作家评论》又是批评刊物。批评刊物的生产和市场较之于创作刊物显然更受条件逼仄的局限，作者队伍必须高度专业化，进入门槛更高，受众却更少。可谓成本太高而收获有限且不能保底，是一种花钱而听不到响声的行业。扩大点说，这其实也就是当时很多大学和人文学科面临的发展窘境。因此才有了大学围墙“破墙开店”之类的乱象。
建法周游各地，一方面联络、聚拢他青睐的精英作者群，另一方面则是寻找、交结能够给予刊物经济赞助的金主或其他可能的合作者。当然，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那里，他并无收获，也不可能有收获。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刊物所费并不巨，总能勉强维持生存。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形，建法不可能见到如后来马云、刘强东之类的财富大佬，他能说动的金主也只能给他有限的赞助。这使他不能不连续几年间都必须在外不停奔走募集经费。
有钱人迫于情面和怜悯，给予勉强的施舍，也许就是下不为例了，建法则是欠下了一堆人情债。唯唯诺诺，感激涕零。读《呐喊·自序》，鲁迅还家剩薄产可以典当，在鄙夷的眼神中有理由换回几文钱。建法有啥呢？刊物不是他的家产。他陷入的其实是一种社会性的经济问题产生的同样性质的伦理危机，但他必须由个人来承担。他拿着施舍来的钱投到刊物的运作中，增多印张，提高稿费，主办活动，开拓联络，照顾基层人员的微薄福利。在这过程中，他竟然也交到了朋友。毋宁说是有人被他感动而成了朋友。这类朋友总说， “从没见过一个人为别人干活这么卖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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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法真是在为别人做嫁衣。但我也目睹过，他是如何受辱的。他被鄙视为专门来讨钱、骗钱的。有人总不明白，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为什么能如此低声下气地为一本刊物而出口要钱？总有个人所图吧？“你为什么还要办这本刊物呢？”这个直抵灵魂的切问，隐含着怀疑和不信任的潜台词。甚至有人还悄悄地问过我，那是正巧在我陪同建法周游的一些场合。最难堪的是，竟还有人怀疑建法是在借机为自己牟利敛财。无论遭遇怎样的羞辱，我从没有看到建法的内心不快会明显地外形于色，但我却已经被深深刺痛。我为他不平而忿怒，好几次离席而去，他反而来婉言开解我。有时情难自已，他也是一丝尴尬转瞬即逝，强自转移话题，他不想因此得罪可能会给刊物帮助的人。他自己的委屈是完全不足道的。想到他多年间的这种隐忍，我现在仍会感觉受到伤害。他年长我12岁，就像是一个兄长。在我眼里却常常是这样的委屈。无奈啊！若是不然，彼时彼刻，他是走不了、走不长久这个势利江湖的。他的刊物也走不过那个文化谷底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