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辨伪中的认识误区( 二 )


正确认识“古书通例”
有些学者喜欢用余嘉锡等总结的“古书通例”反驳辨伪研究 。 诚然 , “古书通例”固然有对古籍辨伪纠偏的一面 , 但很少有学者注意到 , 有些“古书通例”本身只是对前人古籍辨伪成果的总结 , 并不能据此盲目否定辨伪研究结论 。
比如 , “古书不皆手著”这条通例 , 最早论及该问题的是清人孙星衍和严可均 。 孙星衍《〈晏子春秋〉序》称:“(晏)婴死 , 其宾客哀之 , 从国史刺取其行事成书……晏子书成在战国之世 , 凡称子书 , 多非自著 , 无足怪者 。 ”严可均《书〈管子〉后》云:“近人编书目者谓此书多言管子后事 , 盖后人附益者多 。 余不谓然 , 先秦诸子 , 皆门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撰定 , 不必手著 。 ”孙星衍、严可均的论述 , 大概皆因《四库全书总目》而发 。 唐代以前 , 学者大多认为《管子》《晏子》即管子、晏子所撰 。 宋以后学者始多有怀疑 , 《四库全书总目》在此基础上认为《晏子》并非晏子所撰 , 而是后人编次的晏子事迹传记 , 又认为《管子》“大抵后人附会多于(管)仲之本书” 。 孙星衍、严可均则意在替《晏子》《管子》辩护 , 认为两书的内容虽然多非晏子、管子自撰 , 但仍可视为晏子、管子之书 , 而不应视为伪托附益或后人所编传记 , 因为古书本来就“不皆手著” 。
孙星衍、严可均提出的“古书不皆手著”确实与部分先秦古书的成书方式相符合 , 具有学术价值 。 但就具体的古书而言 , 却并不都能套用此“通例” 。 即使孙星衍、严可均认为《晏子》《管子》是宾客、门弟子或子孙撰定 , 其实也只是一种可供参考的猜测 , 并无实据 。 严可均甚至套用此通例为《鬻子》辩护 。 《四库全书总目》提出 , 鬻子号称年九十见周文王 , 而书中却有周成王问及康叔封卫事 , 显为后人伪托附益 。 严可均《〈鬻子〉叙》却称:“盖《鬻子》非鬻熊一人之语……古书不必手著 , 《鬻子》盖康王、昭王后周史臣所录 , 或鬻子子孙记述先世嘉言 , 为楚国之令典 。 ”严可均认为《鬻子》成书于西周 , “诸子以《鬻子》为最早” 。 其说显然站不住脚 。 孙星衍《〈燕丹子〉序》亦套用此通例为《燕丹子》辩护 , 认为是先秦古书 , 恐怕同样难以成立 。 由此可见 , “古书不皆手著”虽然符合部分先秦古书的成书方式 , 但不可泛化理解 。 如果把“古书不皆手著”当成对古籍辨伪的否定 , 凡辨伪研究指出书中内容与其书标榜的时代不符 , 皆套用此通例去辩解 , 就会重蹈严可均、孙星衍之覆辙 。
合理使用出土文献
有些学者过于推重出土文献 , 凡有与古籍辨伪相关的出土文献 , 往往认为出土文献能纠正前人古籍辨伪中的“错误” 。 但实际上 , 有时并非如此 。 比如 , 南宋叶适怀疑孙武并无其人 , 《孙子兵法》是战国时处士伪托之作 。 日本学者斋藤拙堂《孙武辨》更进一步认为:“今之《孙子》一书 , 是孙膑所著 。 ”“孙武与孙膑 , 毕竟同是一人 , 武其名 , 而膑是其绰号 。 ”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 , 很多学者认为这可以给前人对《孙子兵法》的怀疑画上句号 。 但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 , 出土文献能证明的 , 一是今本《孙子兵法》为西汉以前的古书 , 二是西汉存在《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部不同的书 。 但学者怀疑《孙子兵法》 , 大都只是怀疑其成书于战国而非春秋 , 一般并不会认为其成书于西汉以后 。 至于西汉存在《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书 , 这在《汉书·艺文志》中早已有明确记载 , 学者更从未怀疑否定过 。 《孙子兵法·用间》云:“昔殷之兴也 , 伊挚在夏;周之兴也 , 吕牙在殷 。 ”银雀山汉简本却作:“……在夏;周之兴也 , 吕牙在……师比在陉;燕之兴也 , 苏秦在齐 。 ”如果银雀山汉简本更接近《孙子兵法》的原貌 , 则其中提及战国末的苏秦 , 显然与春秋时代的孙武不合 。 虽然这也可以理解为汉简本在流传过程中有增衍而非该书原貌 , 但毕竟亦无实据 , 总体而言仍是稍有利于“伪托说”的佐证 。 《孙子兵法》的真伪及其成书年代问题相当复杂 , 自然不能据此只言片语下结论 , 而有待学者的深入探讨 。 但声称银雀山汉简本能结束《孙子兵法》的真伪争议 , 显然也不符合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