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辨伪中的认识误区( 三 ) |古籍|汉书·艺文志|严可均|孙

笔者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要否定出土文献在纠正古籍辨伪误判上的价值，而是提醒学者应更客观公正地看待出土文献与古籍辨伪的关系。出土文献固然重要，但未必都能解决古籍真伪问题。应该承认，一些出土文献确实能纠正前人对古书真伪问题的误判，如宋代《崇文总目》怀疑传世《晏子春秋》并非《汉书·艺文志》著录之本，而是古本亡佚后的伪托之书，清代管同更进一步认为是六朝人伪托。银雀山汉墓出土《晏子春秋》后，当然就彻底推翻了这些怀疑。但也有一些出土文献证实了前人的辨伪，如清华简《傅说之命》3篇，与传世古文《尚书》的《说命》几乎全不相同，就极有力地证实了阎若璩等对古文《尚书》的辨伪。当然，更多的情况则是出土文献既无法证实，也无法否定前人的辨伪。
或许有学者认为，古籍辨伪是否定性、破坏性的研究，甚至因此对古籍辨伪抱有某种反感。其实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古籍辨伪的本质是对古籍作者与成书年代的文献学研究，即考辨古籍真正的作者与其标榜的作者是否一致，真正的成书年代与标榜的成书年代是否相同。古籍辨伪的目的并不是要破坏、否定古书，而是将古书置于合适的历史坐标中。比如，对《列子》的辨伪研究，考辨《列子》并非先秦古书，而是魏晋时期的伪作。这对先秦古书而言，似乎是否定性、破坏性的，致使先秦减少一部古书。但换个角度看，既然《列子》是魏晋时的伪作，那自然就可看作魏晋著作，可用以研究魏晋时期的思想文化，这对魏晋时期古籍而言则是建设性的。因此，只有将真书误判为伪书，才是破坏性的；将伪书考辨清楚，去伪存真，无疑是建设性的。古籍辨伪与证真，本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任何严谨的古籍辨伪，在研究过程中都需同时考虑真与伪这两种可能性，在权衡真与伪的证据之后作出最终判断。因此，辨伪与证真都是文献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不应强分轩轾，区别对待。
张之洞《輶轩语》称：“一分真伪，古书去其半。 ”虽语涉夸大，但历代古籍中存在大量伪书也是事实。这些伪书有些已被发现，有些尚未被发现；有些已经论定，有些则仍有争议。因此，在文献学研究中，古籍辨伪研究仍任重道远，需要文献学者长期共同努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编辑：何迪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