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的寿命是多长( 二 )


例如,有学者提出:“婚姻的出路在哪里?”还提出“闪婚”符合人性,认为现代社会婚姻已经变成一种很个人的行为,出现闪婚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婚姻性质的改变,传统的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而现在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结合,不要求建立终生关系 。甚至认为都市白领经济的独立,使他们可以决定自己的事情,买什么东西全凭个人喜好,婚姻也如此 。
应该说香港的白领比大陆的还要多,而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学者则认为:闪婚是非常冒险和不成熟的做法 。这位学者指出,婚姻是一张法律合约,而不是感情的指针,是法律的承担,不是儿戏的,不应用一股意气或者贪玩心态去对待婚姻大事,否则到发生问题时,将承担不起,勾起很大的情绪和自我失控,制造失败感 。有很多人不知道原来承受不起失婚的创伤,结果引起很大的心理问题,造成否定自己 。
从这个意义上讲,“快结快离”的“闪婚”应该是一类需要接受治疗的问题婚姻 。因为虽说婚姻是个人的事,但决不只是两个人的事,也不只是两个家庭的事,还是社会的事,不管社会如何变,只要谈婚论嫁,都将无法绕开这些“事”,而这些事哪一个也无法根本改变婚姻的基本属性 。退一万步讲,即便说婚姻是“凭个人喜好买东西”最好也要接受专家的指导 。怎样看待“闪婚”等“新观点”是一类挑战性理由 。
人们普遍关心变动中中国的婚姻现状和趋势 。有一项大宗样本的研究结果认为,“平等、互信与和谐是中国夫妻关系的主旋律;以爱情为纽带的婚姻不多,婚姻情趣不足,性生活质量不高”,当然,经常吵架、动武、威胁离婚事还是存在 。
“以爱情为纽带的婚姻不多,婚姻情趣不足,性生活质量不高”,以及“吵架、动武、威胁离婚”等正是婚姻治疗的“适应症”和对象 。这是一类顺应需要的促动性理由 。
由于社会文化的宽容和多元化,婚姻外部的强制性压力(诸如约束个性、压抑人性的政治教条和传统道德的约束)正在减弱,个人私生活开始和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分离;婚姻主体的个人选择也更自由、更富有弹性;离婚的政治、社会和心理成本也在不断降低;独身、单亲和再婚家庭已较少受到侧目,无爱婚姻的解除不再艰难,这些对提高婚姻质量有积极意义 。
但离婚率逐年上升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怎样看待离婚?离婚对子女的消极影响是否一定比夫妇冲突对子女的负面影响大?要不要把指导健康离婚作为治疗婚姻里的一个内容?这或许属于治疗婚姻的理念性理由 。
从宏观的视角看,置身大变动中的中国人,如何看待和对待离婚率上升?中国人的婚姻怎样应对“二奶”、“小密”、情人以及一夜情等的冲击?中国人怎样面对“性解放”或“性革命”?
直到目前,媒体似乎对婚外恋、“包二奶”、离婚以及继父母遗弃、虐待继子女等更有报导的兴趣,因为公众更专注于那些薄情寡义、不尽义务的缺德事件,例如如果那些资源丰厚或有婚外恋者提出离婚就会被是认为背信弃义、喜新厌旧,让其达到目的会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稳定 。
这些说明,媒体与公众似乎更多地习惯于以传统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为先导,这是文化和伦理的引导,这是需要的,但忽视了心理疏导和法律的制约,这应当属于婚姻治疗的观念性理由 。有多项研究者报告认为,现代中国低质量的婚姻只有30%,主旋律是好的;而有研究者说城市人群60%对婚姻失望;有人说60%的婚姻是“凑合型”;又有人说“70%的婚离错了”;等等 。
从治疗婚姻的宏观判断及微观认识考虑,这些是需要和值得澄清的,可谓治疗婚姻的澄清性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