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西坡：初来乍到之高尔基

2021年是高尔基著名作品《海燕》诞生120周年，这让我想起了高尔基作品在中国传播的一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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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高尔基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高尔基（1868-1936）一直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外国作家。其中，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位苏俄作家在中国的知晓率惊人地高企，人们通过不同的途径接触作家和他的作品：只要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谁没读过《海燕》《鹰之歌》？那可是语文教材里的背诵篇目啊；至于“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早已被搬上了“小人书”；长篇小说《母亲》拍成了电影上映；童话《伊则吉尔老婆子》恐怕连幼儿园小朋友都能复述一二……只是，因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世界上优秀的作家作品被不断地、大量地介绍进入中土，“高尔基”这个名字才不显得那么“一骑绝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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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
也许有人要说：高尔基在中国的影响力之所以孤标秀出，甚至超迈列夫·托尔斯泰，大概政治上的权重占了大头吧？这，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作品的内在因素——思想性和艺术性。
从上世纪初开始，高尔基就已经受到中国知识界关注，1946年6月，著名作家茅盾在《高尔基与中国文学》中下过一个结论：“高尔基对于中国文坛影响之大，只要举出一点就可以明白，外国作家的作品译成中文，其数量之多，且往往一书有两三种的译本，没有第二人是超过了高尔基的。”
【译本|西坡：初来乍到之高尔基】而鲁迅小说里的一个人物名字——“高尔础”，谁又敢说一点儿没受“高尔基”的影响？
那么，众多译者是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为“高尔基”站队呢？
我们且来数数这一群体中有谁——胡适、刘半农、周瘦鹃、郑振铎、沈泽民、孙伏园、耿济之以及鲁迅、瞿秋白（他还是第一位从俄文直接译成中文的译者）、茅盾、巴金、赵景深、汝龙、姚蓬子、罗稷南、焦菊隐……很显然，这些人的身份及价值观，难说一致。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其实是被高尔基作品中所反映出的人道精神或深切关注底层人民生活状态的描述打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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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连环画
既然译者阵容那么强，译品数量又那么多，照例读者对于高尔基作品的了解应该是全方位、全覆盖的，而事实上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仅限于《海燕》《鹰之歌》《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母亲》而已。若有知晓高尔基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的，可算“基友”；若有阅读高尔基最后未完成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绝对称得上“基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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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萨姆金》
然而，听说并读过高尔基作品最早中译本《忧患余生》的，想必寥寥无几。
这部译品，1907年刊登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第四年)第一期至第四期上；标签为“种族小说”；作者为戈厉机；译者为吴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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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杂志》封面
《忧患余生》的故事很简单：
西汉街上的小贩加应，到处受人肆意欺负，还得一直赔着笑脸。这条街上有个强悍的流浪汉夏尔登，人见人怕。有一天夏尔登被一帮仇敌围殴，差点死去，只有加应前去为他弄吃的，帮他清理创伤。夏尔登拣回了一条命，感动之余，答应充当加应的保护者。街上的人果然不敢再凌辱加应了。好景不长，夏尔登突然通知加应不再为他出头，让他自己好之为之。于是，加应又陷入了恐惧和焦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