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两家的冲突和融合
我们先从儒道两家的冲突和融合谈起 。
儒道两家前后都形成于春秋末期 。 但在春秋末至战国初 ， 则是儒墨两家的对立最为尖锐 ， 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最大 ， 被称之为当时的两大“显学“ 。 道家学派发展至战国中期庄子等人时 ， 始蔚为大观 ， 从而成为先秦时期与儒墨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之一 。 战国中后期 ， 在文化思想方面出现了一个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繁荣局面 。 这时 ， 一方面是各学派内部的大分化 ， 如《韩非子·显学篇》中说的：“孔墨之后 ， 儒分为八 ， 墨离为三 ， 取舍相反不同 ， 而皆自谓真孔墨 。 ”《庄子·天下篇》谈到当时的道家 ， 也有“彭蒙、田骈、慎到” ， “关尹、老聃” ， “庄周”三家之别 。 此外 ， 法家有齐法家和三晋法家之分 ， 名家有惠施合同异和公孙龙离坚白之争等等 。 然而与此同时 ， 也形成了一股各学派（主要是儒道法三家）相互渗透、融合的发展趋势 。 在今传《管子》一书中 ， 我们可以找到战国中后期各学派相互融合的各类代表作 。 其中既有以儒为主 ， 儒道、儒法融合的作品；也有以道为主 ， 道儒、道法融合的作品；以及以法为主 ， 法儒、法道融合的作品 。 在荀子的思想中 ，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以儒为主 ， 融合法、道 ， 兼采名、墨的倾向 。 在韩非的思想中 ， 以法为主 ， 融合道家的特点也是明显的 。 他的《解老》、《喻老》对老子道家思想有重要的发展 。 而形成于战国中后期的易传《系辞》 ， 则明显地是儒、道、阴阳思想融合的产物 。
在不同学派的相互对立斗争中 ， 必然会导致相互之间的渗透和融合 ， 这是不以任何学派或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 只是其中有自觉或不自觉 ， 高明或拙劣的分别而已 。
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之父司马谈 ， 在论述先秦六家之要旨时 ， 援引了《周易·系辞》中“天下一致而百虑 ， 同归而殊途”的观点 ， 详细地分析了各家思想的优缺点 ， 然后从道家的立场出发 ， 认为道家乃博采众家之长而融会贯通之的最完善的学派 。 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 ， 动合无形 ， 赡足万物 。 其为术也 ， 因阴阳之大顺 ， 采儒墨之善 ， 撮名法之要 ， 与时迁移 ， 应物变化 ， 立俗施事 ， 无所不宜 ， 指约而易采 ， 事少而功多 。 ”（《史记·自序》）
司马谈的分析论述 ， 符合西汉初期盛行的黄老之学的真实情况 ， 即以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为主体 ， 博采阴阳儒墨名法之长 。
两汉自汉武帝起 ， 虽说推行了“罢黜百家 ， 独尊儒术”的文化方针 ， 以期收以思想上“一统”之效 。 其实 ， 终两汉之期 ， 道家思想始终与儒家并存 ， 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 。 而阴阳五行学说 ， 则深深地渗透了儒道两家思想的血脉之中 。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班固奉旨编定的《白虎通义》是两汉正统儒家思想的范本 ， 然两者都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儒家政治、伦理理论的形上学根据的 。 从《文子》、《淮南子》到严君平《道德指归》、河上公《老子章句》 ， 这些两汉的道家代表著述中 ， 也都大量引入了阴阳五行学说 。 两汉之际的扬雄 ， 融摄儒道而作《太玄》 ， 东汉的王充作《论衡》则声言“虽违儒家之说” ， 然“合黄老之义也 。 ”（《论衡·自然篇》） 。 被称为“经学”时代的两汉 ， 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照样呈现现出缤纷的色彩和冲突、融合的复杂局面 。
魏晋时期的玄学 ， 标志着儒道思想在冲突中的进一步渗透和融合 。 王弼所谓圣人体无 ， 故言必及有 ， 老庄未免于有 ， 故恒致归于无 ， 已熔儒道有无之说于一炉 。 至于郭象 ， 在《庄子注》中高唱“内圣外王”之道 ， 所谓“圣人虽在庙常之上 ， 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逍遥游注》） ， 则真可谓将儒道两家主要思想 ， 融会到了无法再分你我的极高明之地 。 因此 ， 王弼、郭象的玄学体系 ， 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史上 ， 有着重要的地位 ， 它对以后的宋明理学 ， 有着极深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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