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牛儿|北京的儿歌，逝去的是青春，永存的是记忆西瓜|老鼠|故事|瓜皮|山东省散

儿歌，又称童谣，是自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口头文学”，亦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儿歌是一种形式短小、语言简单、适合儿童心理和行为的歌谣。儿歌有孩子自编自传，亦有成人拟作编造的借孩子的口来讽喻时事的。北京是文化底蕴极为丰厚的城市，它的儿歌也很丰富，至今还有影响。
北京为五朝古都的“首善之区”，儿歌自然少不了“北京特色”，彰显出老北京人的特色和趣味。
北京的儿歌虽然也是说说唱唱，是民俗生活的表现，更是历史事件乃至北京地理等方面的宣传弘扬，这是其他地方儿歌所不具备的，至今人们耳熟能详，且可以吟诵出来的儿歌中就有这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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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歌与时事
说起北京地区的儿歌，一些人会想起“小小子，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儿……”殊不知儿歌里的孩子们不只是“要媳妇儿”，他们还有许多乐趣和心愿是通过儿歌传唱的，而且关心时事，了解政治，并将这种意识融入了儿歌之中。民俗泰斗、学者顾颉刚曾云：“北平是旧日的国都，这地方的人民和政治关系比较密切，感触稍多，所以常用时事编入歌谣，不似他处的不知有国。”
将时事编入儿歌或歌谣的历史可追溯很远。一百余年前义和团运动中，北京就出现许多有关内容的儿歌，有的儿歌还成为义和团的谶言、咒语和行动口号。如流传在京津一带的“男练义和团，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烧了毛子楼，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这种儿歌当时也称为“揭帖”，先抄写在纸上，再由小孩子们沿街叫唱，至于揭帖作者不可能是小孩子。内容是义和团早期的行动宗旨，有强烈的时代特色。义和团涌入北京后得到了清廷的鼓励和支持，他们则祭起了“扶清灭洋”的大旗，攻击外国使馆和教堂，于是小孩子们就反复唱起：“不打油，不打醋，专打西什库”，“吃面不搁酱，专打交民巷；吃面不搁醋，专打西什库”等。虽然后来义和团彻底失败，但有些儿歌还是流传下来了，成为研究近代史的重要参考。
辛亥革命后，大清垮台了，儿歌也有所发展，孩子们可以点名道姓讽刺当时的执政者“钟楼高，鼓楼矮，假充万岁袁世凯。铜子改老钱，铁杆打老袁。要过太平日，还得二三年”及“袁世凯，瞎胡闹，一街的和尚没有庙，不使铜子使钞票”，儿歌中的“一街的和尚没有庙”，指的是男人剪了发辫、剃了光头，成了和尚的样子，虽听着有趣，但反映一些人对新生事物的反感和保守，当然孩子们是不理解的。
袁世凯下台、病故，“要过太平日，还得二三年”成为了泡影，中国又陷入了军阀混乱的动乱中，北京的儿歌自然与时俱进，出现了“炮队马队洋枪队，曹锟要打段祺瑞。段祺瑞，充好人，一心要打张作霖。张作霖，真有子儿（有钱），一心要打吴小鬼儿（吴佩孚）。吴小鬼儿真有钱，坐着飞机就往南，往南扔炸弹，伤兵五百万”。
在此之后，张作霖和张宗昌的“奉军”进入北京，四九城到处是张宗昌的大兵。张宗昌有“狗肉将军”之称，他经常不给士兵发饷，让他们自由偷抢。进城后，这支部队军风军纪极差，招致了北京人的反感，小孩子们唱出了“张宗昌的兵，吊儿郎当，破衣破鞋破肩章，骑瘦马，扛破枪，没事专追大姑娘……”的儿歌来讽刺挖苦。
抗战期间，大人小孩都恨苦了日本人与汉奸，孩子只能小声传唱“日本鬼儿，喝凉水，嗝屁着凉伸了腿”，希望日本早早完蛋。他们将抽陀螺改称“抽汉奸”，并唱“小五子，小六子，一块去找小臭子，找小臭子玩啥？仨人一块打尜尜”。也有些大胆的孩子，会唱“抽汉奸，打汉奸，棒子面，涨一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