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植根于人性深处的 “内隐偏见”( 二 ) 戈登·奥尔波特|偏见|黑人|人们

每个人的经验、理性都是有限的，没人能了解所有农民工、女人或犹太人，所以人们往往是将有选择性的记忆与传闻混合，对这些群体所做出的任何负面判断都是缺乏证据的错误结论。更糟糕的是，人们常常依照极少的事实就进行大规模的归纳，例如吃过一个女人的亏，就认定天下的女人都不可信。这种“过度分类”（over categorization）是最常见的思维谬误，一种极端的过度泛化。
不难看出，这样的心态，在现实中早晚会遇到问题，因为那其实是头脑里的一个个框框，但生活的现实却不一定符合这些框框。很多乐观主义者相信，当偏见遭遇现实时，它的框架迟早得调整适应。这样的故事确实有不少，像印度电影《小萝莉的猴神大叔》里的男主角，本是个虔诚的印度教徒，但当他遇到一个与家人失散的巴基斯坦哑女时，却抛下仇恨，不远千里送她踏上寻亲回家之路。然而，这能成为传奇，恰恰表明现实中它其实并不常见。
奥尔波特着重指出， “人们的信念系统有一套自我调整的把戏，去配合和维持更为永久性的偏见态度”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形，总能将自己的偏见予以合理化，因而“程度更深、更令人困惑的非理性预判是无视事实依据的” 。在纳粹时期，很多德国人都抱有这样一种信念：“犹太人是恶魔，但我认识的那个犹太人真的是好人。 ”换言之，人们第一手的个人经验并不能推翻、改变其刻板印象，他们竟然能将两种说法并存而不觉得其中有何矛盾之处，这种机制被称为“允许特例的出现” 。
说到这里，就触及更为根本的心理了：对一个固守自己信念的人来说，所有的说辞，其实都是为了自我辩护，为此可以完全不顾逻辑和事实，因为对他们来说，调整、改变原有的信念太过痛苦了，会遭到他们本能的抵触。平心而论，这种思考方式是完全自然的，因为每个人都想基于价值观驱使来做出预判，过一种协调而一贯的生活，尤其如果他们的生活稳定缺乏变动，那也确实不怎么需要调整认知框架。
因此，从历史上来看，社会偏见爆发最严重、群体冲突最激烈的状况，往往出现在人群大规模混合的时代，无论是“蛮族大迁徙” ，还是社会现代化转型时期。在“小国寡民”的原子化村社，人们一辈子都只跟与自己文化心理相同的人打交道，不仅知根知底，处理事务简便得多，也不太容易有和别的群体打交道时的那种压力。从这一意义上说，偏见的产生，是我们的大脑对处理信息的“底层设计”比较原始，无法应对与大量异质群体互动，又不能或不愿克服自身的思维惰性，才诉诸这样的保守反应。
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始终跟与自己相似的人打交道，相应的思考能力也就很难得到锻炼，技能也会随之退化。如果说偏见人格几乎是天生的、传统的，那么与之相反的宽容人格则往往需要后天有一个开放交流的外部环境施加持续的影响。正因此，一个社会越是固守乡村社会的价值观、缺乏流动性，尤其是未经历充分现代化，偏见程度往往就越强。这会构成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偏见和歧视会强行剥夺某个群体的权利，使之无法充分发挥潜力，既无法消费，也无法刺激生产，有能力却遭受歧视的人自然能走则走，因而在美国，歧视最严重的州，人民生活水平往往也最低，最宽容的州则对应的生活水平也更高。
就此而言，消除偏见和歧视，不仅仅是对个人权利的保障、预先减少隐性的群体冲突，最终也将有利于社会的整体发展。对那些正在发生快速变革、多元异质互动，且又允许阶层垂直流动的地方，更是尤为重要，因为那恰恰都是文化偏见高发的特征，如果不能尽可能地消除，势必将阻碍社会顺利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