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学院@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外媒如何看？( 二 )

《伦敦杂志》今年9月的评论更是指出，古尔纳的写作常常像“拼拾碎片”，“他的记忆破碎，但努力使其完整”。而《Afterlives》的写作和出版对于当代来说恰逢其时，因为“英国、德国在近些年正在面临新的对其历史的进一步的检视”。古尔纳的学生、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的Florian Stadtler 博士在接受采访时也认为，德国在当下依然时不时面临着一个严肃的问题：即一个创造过伟大文学艺术和思想的国家，如何与自己曾经创造的可怕的残忍共存？而古尔纳的作品，帮助人们重述并直面它。
除了对记忆的重视，2012年的研究论文Becoming Foreign: Tropes of Migrant Identity in Three Novels by Abdulrazak Gurnah中指出，古尔纳的小说中有一个共同的线索：即国际移民内心深处产生的疏离与孤独，以及在一个后殖民时代“家”之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作者认为，古尔纳的重要贡献是他以一个获得了足够声望的移民的身份，唤起了我们对那些同为移民但却在“流离失所，充满忽视、敌意、冷漠的环境中挣扎求生的人们”的关注。
同时，古尔纳的小说还被作者认为是一种将殖民行动的“帝国叙事”转化为“个人叙事”的尝试——古尔纳希望用被殖民者自己的语言去讲述历史。古尔纳非常关注“讲述历史”的方式，在2010年的一次访谈中，古尔纳曾谈到哲学家德里达对自己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对“差异”及“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强调。不同的语言背后所蕴含的说话人的置身的历史背景，始终为古尔纳所强调。《伦敦杂志》的评论更是提到，古尔纳在作品中经常使用斯瓦西里语的单词，他的写作“促使读者不断认知语言和殖民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对讲述殖民历史的影响”。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些话题也具有普遍意义。这篇评论的最后写道：古尔纳关心的其实不仅是那些可能默默无闻的非洲移民，而是我们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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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纳编辑的《萨尔曼·拉什迪读本》（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书封。拉什迪亦为移民作家，其作品显现出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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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日渐兑现“放眼世界”的承诺？
2018年，一桩丑闻使得诺贝尔文学奖暂停一年颁奖：与颁发诺奖的瑞典科学院成员关系密切的克洛德·阿诺特被曝出性侵丑闻。随后的2019年，该奖也因此同时授予了两位作者：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和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不过，随后汉德克也因其对巴尔干冲突的政治立场饱受批评。接踵而至的争议也让诺贝尔文学奖深陷舆论漩涡之中。
作为一名非洲作家，古尔纳的获奖想必也会引发媒体们对诺奖多元性的讨论——在最近的诸多诺贝尔文学奖的舆论争议中，这可能是其中被讨论得最多的。“欧洲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的批评始终伴随着诺奖的评选——当然，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早些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就多是欧洲男性作家。2009年时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常务秘书、历史学家贺拉斯·恩道尔（Horace Engdahl）就公开宣称：“欧洲仍然是世界文学的中心”，“美国太孤立，翻译太少，也不参与到真正的文学对话之中”。当时的美国文化媒体Slate也曾表示“诺奖评委会对美国文学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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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7年起，古尔纳一直担任英国文学杂志《瓦萨非瑞》（Wasafiri）特约编辑。
为扭转这种印象，2009年，贺拉斯·恩道尔的继任者Peter Englund在上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常务秘书时就曾表示，要“在全世界绝大多数语言的使用者中，都能找到有资格获得诺奖的作家，包括美国和整个美洲”。从2010年以来，十多年的诺奖得主中，欧洲文化之外的获奖作家比例也大幅上升，包括秘鲁作家略萨、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中国作家莫言，等等。而就在去年，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Anders Olsson）也公开承诺，该奖项的评选将逐渐淡化“欧美中心”、“男性中心”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