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冬秀|款款邻里情，拳拳乡土心——浅谈瑞川柯家与胡适的关系（下）( 二 ) 胡适|江冬秀|邻里|爱家乡|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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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结婚前，除了照片，胡适并未见过江冬秀。 “几次曾看小像，几次传书来往，见见又何妨？休做女孩儿相。凝想，凝想，想是这般模样。 ”可见第一次翻过杨桃岭，青年胡适心中一定是充满了期待。
可是翻过杨桃岭，到了江家，却囿于旧制，冬秀躲进了蚊帐里，没有让他们见面。喝了洋墨水，却遵旧规矩的胡适，只好用一首小诗记下了江村尴尬的美好回忆：“他把门儿深掩，不肯出来相见。难道不关情？怕是因情生怨。休怨，休怨，他日凭君发遣。 ”胡适的这两次行走杨桃岭， “在胡适生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母亲的愿望就此实现，单身好男儿的时代就此结束。天与地，上庄与江村，胡适与江冬秀，母与子，一切的一切，都在这次行走之后，达成了和谐与统一。 ”[4]
因此，当莘麓先生来信告知胡适杨桃岭要修理时，对杨桃岭记忆尤深的胡适岂能不关情？他主动响应，积极承捐。据说1940年江冬秀又曾出资叫村人买了些石板，将杨桃岭重新修了一遍。这令后人觉得，杨桃岭就像胡适与江冬秀夫妇的情感，含蓄、深沉、持久，也是夫妇二人主动“修好”的结果。杨桃岭的修护，客观上方便了胡家亲眷之间的走动，其实也方便了乡村之间的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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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莘麓先生也是幼承庭训，治病救人，当了一名医生。莘麓先生也像泽舟先生一样爱好文艺。莘麓先生还“筹款去上海亚东医科大学，喜公益活动，业余参加徽宁同乡会（NGO），所办的《微音》月刊，关心故乡文化教育建设，鞭挞社会黑暗。胡适是该刊顾问之一，影响很大。 ”[5]从信中可以推知，莘麓先生给胡适呈上了自己所作律诗。显然这作品存在瑕疵，胡适与柯莘麓乃世交发小，胡适毫不客气，直言相告，指出诗的韵律和对仗方面存有问题，并建议莘麓先生从绝句学起，要多读名家作品。
信中第三件事是胡适向莘麓先生求教徽州方言“名件”用法。全国著名学者，北大文科教授，美国留洋博士，在躬身请教老家的小伙伴，毫不作态，朴实、严谨的学者风范可见一斑。而此种兄弟之谊，尽现于坦诚相见、畅所欲言之中。
信的结尾在问柯家全家安好的同时，胡适没有忘记捎上江冬秀的问候。这完全是一封家信。冬秀对柯家，柯家和冬秀也是毫无距离。胡适乃文人墨客，莘麓先生没忘给胡适带去徽州的“土特产”——徽墨。带着墨香的信笺和入墨三分的《新安柯氏宗谱》一样，如实记录了瑞川柯胡两家非同一般的世交乡情和亲情。
胡适挨批判，柯氏难幸免
莘麓先生其实是个与时俱进的开明人士，当年他从上海返乡服务桑梓，成立了最早的新式诊所，最先使用抗菌素，并呼吁旅外同乡会捐资购买青霉素，以急救当时流行的流行性脑膜炎。解放之初，莘麓先生又率先响应号召在上庄成立第一联合诊所，并兼任全县医师联合会的执行委员。
但随着批判胡适的声音日益高涨，连胡适的幼子也宣誓与其父一刀两断。柯家当然不会落井下石，但柯莘麓先生的处境日趋恶化，先是受社会监督，到1958年竟被判入狱3年。莘麓先生之子家骅先生当时正在医学院读书，是一名学生，但毕业前夕也被替补为右派。 1962年甄别平反以后，家骅先生才惊讶地知道自己父亲柯莘麓先生的“罪行” ，竟然是任伪职时（抗日时期任军医）与胡适有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