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昔$回眸百年望敦煌今昔( 三 )

1914年5月，俄国新疆考察队成立，队长为奥登堡，成员有画家兼摄影师杜金，地形测绘师斯米尔诺夫，民族学家龙贝格以及艺术家贝肯伯格，主要研究对象是敦煌莫高窟。1915年1月26日，俄国新疆考察队启程回国，他们带走了在莫高窟测绘的433个洞窟的平剖面图以及拍摄的2000余幅照片，还剥走了一些壁画，拿走了十几身彩塑，复描了几百张壁画，并且做了详细的文字叙录，同时也窃走了莫高窟南北二区洞窟中清理发掘出来的多种文物。在当地，他们还收购很多绘画、经卷等文物。
1924年1月21日，美国福格博物馆中国考察队的兰登·华尔纳到达敦煌。次日，他前往莫高窟。华尔纳此行的目的，是从东方美术史的角度来考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在随后的10天里，华尔纳花了5天时间，用事先准备好的胶布，粘走了大小不等的12块壁画。与此同时，他也拍摄了照片。1925年，华尔纳率领的福格博物馆中国考察队，再度来到莫高窟，摄影师理查德·斯达拍摄了13幅照片。在福格博物馆中国考察队拍摄的莫高窟照片中，北大像佛头暴露于室外的照片、第328窟佛龛内南侧的供养菩萨搬出洞窟时的照片，都是孤本，具有无与伦比的史料价值。
1934年11月5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从安西来到了敦煌莫高窟。根据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记载，他于黄昏时分来到莫高窟，看了一两个洞窟，第二天，他看了九层楼以北的21个洞窟。在斯文·赫定基金会公布的斯文·赫定摄影档案中，他在莫高窟考察期间拍摄了17幅照片，多为莫高窟外观，其中尚未竣工的九层楼照片是九层楼的首次曝光。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历史照片也凝结成了一部敦煌的百年历史。
三、穿越时空参悟文物摄影的真谛
1984年9月，我考进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报到当天，被分配到资料室摄影组学习摄影。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在敦煌莫高窟从事文物摄影工作，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多么幸运。说起来，我拍照片尤其是文物题材照片的时间算是比较长了。但坦率地说，直到2000年，我才开始逐渐领会文物摄影的真谛。在此之前的十多年，我只是专注于摄影技术的精进，缺乏对文物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的思考。
【今昔$回眸百年望敦煌今昔】多年来我还有一个爱好——收集与敦煌莫高窟有关的物件。由于职业的关系，我尤其痴迷与影像相关的东西，敦煌研究院早期的摄影档案卡片、底片袋、修相台等，我都收藏，不过最关注的还是敦煌和莫高窟的历史照片。我很早就有意识地收集敦煌和莫高窟的历史影像。在二三十年前，莫高窟历史照片的刊布还非常有限，我每看到一张没见过的老照片，就赶紧翻拍下来。那时候，出版物里的照片像素大多较差，有些被反复翻拍的照片基本上看不到细节，比如斯坦因拍摄的藏经洞外观那张。近十几年来，随着互联网和数字影像技术的发展，收藏于世界各地的敦煌及莫高窟的摄影档案被越来越多地公布出来，特别是国际敦煌项目上线后，一些极具价值的敦煌莫高窟的图像如同涓涓细流，在互联网上不断出现。就这样，经过十多年的时间，我逐渐收集了斯坦因、伯希和、吉川小一郎、奥登堡、华尔纳、陈万里、斯文·赫定、巴慎思、石璋如、罗寄梅、李约瑟、艾琳·文森特和约翰·文森特等人拍摄的敦煌和莫高窟的照片数千张。
随着我的摄影藏品不断充实，我开始有条件系统地研究20世纪前期由斯坦因、努埃特、杜金、罗寄梅等人拍摄的莫高窟。这些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的照片，让我直观地了解到当时敦煌和莫高窟的面貌——那时的莫高窟一片荒芜破败，崖体坍塌，栈道毁坏，洞窟敞开，地上散落着壁画残片，甚至有许多洞窟被流沙淹埋，一些洞窟里砌起了灶台，盘起了火炕，成了人们的栖身之所，历经1000多年的神圣殿堂遭到了自然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