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那个无名的小丑把香蕉贴在了墙上( 三 ) 故宫博物院|故宫

卡特兰生活在后现代主义时代、后沃霍尔时代、后媒体时代、后新自由主义时代。他不太需要老式精英群体，取而代之的是更自由，也更系统的精英群体；他不需要一套完整的精进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和世界对话的平行结构；他甚至不需要工作室，取而代之的是博览会、博物馆、日常生活的现场。杜尚是达达主义者，他的衣着和举止或许有些怪异，但他实实在在生活在上层社会。卡特兰或许也是如此，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平常的艺术工作者。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有和杜尚类似的冒犯和幽默。也有评论家称之为反讽，不过卡特兰和反讽的关系并不是很协调。
卡特兰爱观众，他爱当代艺术，他也爱流行文化。他和流行文化、当代艺术、神话符号的关系，可以用一首歌形容：Je T'aime，Moi Non Plus（我爱你，我也不）。
1993年，卡特兰把自己在威尼斯双年展的展位租给了一家广告公司，这就是2021年真的变成了广告的《工作是件苦差事》。1999年，卡特兰将画廊老板马西莫·德卡洛用强力胶带固定在了墙上。那一年他还做了“第六届加勒比双年展”，当然这场双年展只是一桩艺术事件。正如策展人南希·斯佩克特在“莫瑞吉奥·卡特兰：全部”回顾展的同名画册中所说，他的目标不是取消艺术馆的行业地位，他是借力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改变展览的定义、艺术家的参与状况。
从1989年到2021年，卡特兰完成了当代意大利社会的记录和批判。在后冷战时期，意大利满腹创伤，上世纪90年代，一系列政治危机、腐败事件、黑手党势力蚕食了意大利的体制。在过去的时间里，以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为首的右翼政党长期霸占意大利政坛。在经济方面，相关数据表明，自2000年以来，意大利经济几乎保持零增长状态。而在文化创意领域，意大利在欧盟成员国中并不突出，这与意大利丰富的艺术传统有着鲜明的对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意大利左翼和右翼活动频繁，卡特兰生活的帕多瓦还是极端主义的活动中心，70年代末一场政治悲剧发生了，基督教民主党总理阿尔多·莫罗被极端主义者谋杀，恐怖主义悍然登场。
与此同时，左翼势力和工人主义势力扶持和创立了大量的媒体，在如此凋残和崩溃的背景下，贫穷艺术率先在意大利出现，它反击资本主义、速朽的事物、虚无的历史。头脑人物米开朗基罗·皮斯特莱托在煤袋、石头、活牲畜中创造艺术，他戏言，要将过去的美丽与当今的灾难放在一起。
卡特兰是意大利20世纪后半叶的副产品，他被压抑，他不循规蹈矩，他跌落到泥淖之中。直到世纪末，卡特兰才在艺术中找到了解决之道，也许也是他的解救之道——意大利批判，从一开始就嵌入卡特兰的艺术脉络中。1989年，卡特兰在《共和报》刊登了一则政治广告“投选票来之不易/请保留”。而与之相悖，当时选民很冷漠，劳工力量也被忽视。当然，卡特兰没有自掏腰包，是一位富家女朋友支持了他。而我们只要稍加注意就会知道，他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涉及了意大利批判，或者政治批判，如1997年的《二十世纪》、1999年的《第九个小时》、2001年的《他》、2004年的《无题》、2010年的《L.O.V.E》和2021年的《盲》。
贝卢斯科尼通过控制文化和媒体宰制了意大利三十余年，卡特兰戳穿了这一切。在《喜剧演员》上空，我们可以看到一匹马被悬挂在半空中，奄奄一息。这件被称作《二十世纪》的作品是一个隐喻，意大利就如同这只被悬挂的马，它飘摇不定，总是活在全世界的想象之中，常常陷入泥沼。
新世纪后，卡特兰转移为全球批判，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艺术大师，而不仅仅是意大利艺术大师。2001年的《他》和2021年的《盲》就是例证。关于《他》，我们可以通过《否》认识，后者与前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去希特勒化的版本。事后，卡特兰回忆，创作《他》是痛苦的，“这个名字征服了我的记忆，他始终活在我的脑子里，尽管它还是禁忌。他无处不在，徘徊在历史的幽灵中；不过他又是不可提及的、不可复制的，他被包裹在一张沉默的毯子里。我不想冒犯任何人。我不想引发新的冲突，也不想制造一些宣传；我只想让这个形象成为一个谈判的领地，或者施加在我们心理上的一个考验。”而2021年的《盲》则是对美国政治霸权、恐怖主义、疫情危机的不完全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