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北大雷喜宁：难忘1979年高考的那些人和事( 二 ) 喜宁|都是|时代|北京|考生|路遥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当年的高考，过去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间，国家的面貌，个人的命运，可谓沧海桑田。我今天拥有的生活和一切，首先要归因于时代赐予的机遇。但在时代的大潮中，若没有许多亲人、朋友和师长们的一路扶持帮助，机遇也完全可能丧失。这许多的人和事，点点滴滴，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我的出生地是个叫落果树（也称“六棵树”）的偏僻小山冲，三面环山，南高北低，虽然山清水秀，交通却十分不便，物资进出全靠翻山越岭肩扛手提，百姓的生活普遍艰辛。我家人口多，积蓄少，困难更甚。父亲一辈兄弟三人，加上爷爷奶奶孩子老少13口，共有一幢三间旧屋，拥挤不堪。身为长兄的父亲，为改变现状，也为三弟婚姻创造条件，咬紧牙关，在我小学入学的那一年，盖了三间新房，结果陷入债务缠身境地。为了缓解经济压力，父亲忍痛让小学未毕业的大儿子退学回家放牛挣工分还债，而让年少的我继续上学。
我幼年多病，体质较弱。但凡需要体力的事情，总比同伴差一截；而需要技巧性的活动，往往能够胜一筹，尤其是对书本有天然的喜好。那时家里仅有的书本是毛选四卷和零星的忆苦思甜材料，大我几岁的哥哥有时会带回些连环画，这些我都能读得津津有味。这个优点父母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再苦再累再难，也没有像村里其他一些父母家长那样，让我中途辍学。父母和哥哥肩负起了家庭的重担，给了我读书的机会，让我一直读到高中。终于有一天，时代转折，高考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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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8月中旬的一天，我从学校拿回大学录取通知书，交给父母，我说我要去北京读书了，他们满脸惊讶，旋即露出欣慰的笑容，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母亲不识字，连连问道：“真的吗？真的吗？”我指着信封上落款的“北京大学”四个红色大字，念给她听。平时不苟言笑的父亲，也含着笑轻轻点头。随后一家人着手为我上学做准备。家里没有存款，就卖了一头猪，添了一件的卡外衣，一件的确良衬衣，一双球鞋、一床新棉被。我是第一个穿上时髦的的卡和的确良面料衣服的家庭成员。为了筹集路费和入学通知书上要求的全国粮票，父亲装了几麻袋粮食，一趟又一趟挑到山外的公路旁，用板车拉到城里粮站卖掉换来钱和粮票。一路颠簸，一路汗水，父亲衣衫湿透的背影，至今犹在眼前浮现。
母亲早年失去双亲，十几岁就来到了婆家，心地善良、心灵手巧。记得小时候的冬天，家门前常常有来自皖北打着连响的乞丐，母亲每一回都要送上一碗饭，哪怕家人不够吃也不忍拒绝。母亲会纺线、会织布，纳鞋底、做布鞋也是一把好手。为了远行读书的儿子，白天忙着农活的母亲在昏黄的灯下一针一线精心做了两双厚实的布鞋，这鞋伴随我度过了大学时光，我穿着它们，在教室听课，到图书馆读书，围着波光粼粼的未名湖散步思考。鞋印留在了北大的校园里，也印在了我的心坎上。
在这里还要提及大姑妈家的张华金大表哥。高考前，老师建议学生带上手表掌握时间。那个年代，手表在农村是个稀罕物。临考前几天，父亲出面向几位乡邻和亲戚借，均遭到了婉拒。最后找到了做过矿工的张华金表哥，听说我高考要用，他慷慨地把平常十分爱惜的手表拿了出来。我带着这块表上了考场，比较好地把握住了考试的节奏。几十年过去了，困难之际大表哥伸出的援助之手，依然鲜活地呈现在我的记忆里。回顾高考往事，我要感谢我的双亲、兄长和急难之时给予帮助的亲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