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锋!2021年中国文学:在历史与现实间撷取时代精神

长篇小说:“传奇的”与“现实的”2021年初春,余华出版了他的第六部长篇《文城》,而上一部《第七天》好像才刚刚读过,但其实已在八年前。虽知阅读作品前最好不要读评论,读《文城》之前还是看到了丁帆先生的读札,文章以“传奇性”“浪漫主义”“史诗性”和“悲剧性”四个词框定余华的这部新作。真正读完《文城》时,“传奇性”三个字却是无论如何印在心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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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有巧合。七月份刘震云出版新作《一日三秋》,不仅书中的故事称得上“传奇”,叙述上的人鬼对话、阴阳重逢,较之以往的作品也是相当“传奇”。我想,对这两位作者来说,“传奇”都意味着与某种状态拉开距离,在小说故事时间的意义上,也在文本道德训谕的意义上——我们或许迄今仍因怀有“躲避崇高”的心态而对“道德训谕”这个词敬谢不敏,但在这两部书中,又的确是蕴含着某种直接来自作者的“理应如此”的想法。有赖于此,他们才会一跃至历史上空或一破生死之隔,在既没有日常桎梏也无须求助细节真实的时空里,彰显着“传奇”的内核,也就是作者的美学理想。《文城》与《一日三秋》殊途同归于对民间伦理的标举,它们都是“显正”,而非“斥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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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目光转向历史,是本年度诸多长篇的共性。此中又分为两路写法:
其一即“传奇”的历史,阅读这类作品,读者要和作者达成一致——由于历史在此并不构成对故事的佐证,所以无须调动个人实感经验或历史知识,亦不必追究故事具体发生的时间。
其二是“现实”的历史,这类作品在可靠的历史框架内谋篇,展示一代人或某个时代中一个人的精神样貌。寓目所及,可以止庵的《受命》与张柠的《春山谣》为代表。《受命》写到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春山谣》以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江西某个乡村为背景。两者皆以其时的年轻人作为故事主人公——前者是北京青年牙科医生陆冰锋,他决意代父寻仇;后者由于更大的时代背景是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涉及人物众多,主要包括了上海知青(顾秋林、陆伊、程南英)与本地青年(彭击修、季卫东、徐芳兵)。
几乎一眼可辨,对于《一日三秋》等作品,时代并不重要,虚设的时间仅仅是作者“立言”的外壳。但对于《受命》《春山谣》以及2020年发表并在2021年出版的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等长篇,则尽可断言,作者动笔之初,即对牵涉的时代作了细密的知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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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称《受命》与《春山谣》是“现实的”,除了由于它们都倚靠明确无疑的历史,还因为两者都以青年作为主题或主要人物。在书写层面,不事虚矫是历史题材叙事作品的首要难题,对于青春历史的叙述更是如此。只消我们想想上世纪80年代的“知青文学”与80年代结束后一批文化学者关于那个时代的追忆,我们就会知道将私人记忆“篡改”(即使是无意的、激情却不自知的)为公共记忆是何其容易的事。归根结底,症结在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青春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由此他们也相信,那段岁月对所有年纪、不同阶层的人而言也是“黄金时代”。《受命》与《春山谣》的“现实性”,即印证于作者处理青年题材时共同持有的反浪漫立场。如止庵在小说最后,忽而写起三十多年后冰锋的弟弟铁锋。铁锋提到1980年代冰锋自以为隐藏颇深的复仇计划,在当时已为亲友知晓,不过他们没当回事,所以也并未阻拦。小说里唯有叶生试图阻拦。她是冰锋的恋人,同时也是冰锋寻仇对象的女儿,是故她只能不断地暗示冰锋:忘掉过去,与她好好地活在当下。铁锋的这段讲述是意味深长的,也是止庵有意为小说安排的结尾,它表明了作者关于1980年代的认识:有许许多多个80年代,冰锋仅是其中一种;此外,至少还有一种非文学化也非历史化的、执意奔向90年代的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