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锋！2021年中国文学：在历史与现实间撷取时代精神(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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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复仇，又要撰写关于复仇的诗剧，视写作为自我砥砺的冰锋，符合大众关于80年代的想象——那个时候的人们狂热地喜爱文学，单纯得无以复加，甚至连思索个人与时代的路径也是借助文学。但止庵通过小说廓清了这一点：历史的全貌并不全由冰锋提供；他身旁的那些人事实上早已甩开历史，也甩开了这个拒绝遗忘历史的人；他们纷纷下海经商，并且即将在未来成为充满希望的中产阶级。《受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写了由诸多回忆文字呈现的80年代，一如《春山谣》对“知青文学”同样完成的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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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山谣》的改写有赖作者基于“旁观者”的视角（他与大部分知青作家年纪相差五岁到十岁，亲历这场运动时只是处在旁观的位置），将外来知青与本地青年一同汇入笔端，且进一步地把叙述重心由日后的情感耽溺，转向了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相遇。惟其如此，小说在涉及知青返城的历史节点时，才能准确地呈现那个年代青年们的隐秘心思。小说中有一个场景值得一提：某天夜晚，主人公顾秋林向恋人陆伊朗诵自己刚刚完成的诗歌，后者的心思完全不在这里，她正在琢磨着考学一事上，自己的竞争对手与林场场长彭击修的关系，以及她如何介入这段关系。在笔者看来，对于这对恋人之间情感危机的照亮，最可见《春山谣》不同于“知青文学”的“现实”底色。
中短篇小说：重建家庭伦理《文城》《一日三秋》实际上共享同一个家庭伦理的主题——无论是林祥福寻找小美，还是李明亮离开延津，均可视作重建家庭的努力。这一点，在本年度的中短篇小说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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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当我读到宁肯的《黑梦》、朱辉的《午时三刻》、姚鄂梅的《游刃有余》这三篇小说时，被其中近乎一致的伦理崩溃惊到了。把《黑梦》涉笔的时代与小说写到的场景两相对照——“顽主”哥哥将弟弟吊在房梁，父亲向儿子下跪——后者或许还能够理解。故事更切近当下的《午时三刻》与《游刃有余》则不然。《午时三刻》写主人公秦梦媞因执意反复整容而将一家老小闹得鸡犬不宁，当她终于如愿以偿地做了她所声称的“最后一次”整容后，作者以母亲向她坦白收束了整个故事：“母亲在边上说，‘相信你说你自己，能说得更准；相信你对自己的预期，都能实现。’母亲直愣愣地注视她，脸上泛出怪异的笑意，‘但愿你心想事成。’”我们自然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欧·亨利式结尾，但事情到此并未结束——秦母脸上“怪异的笑意”难道不会让我们感到不寒而栗吗？到了《游刃有余》，家庭伦理更是岌岌可危。小说开篇，主人公的家庭尚且运作正常，可是随着几次变故接踵而至，小姨被诊断患上红斑狼疮，父亲欠下巨额赌债且因此被单位除名，这个四万字的中篇便开始带有一种哥特的意味。
我不是要否认《游刃有余》在叙写现实方面的真实性。姚鄂梅是优秀的作家，所以她必定也像时代的避雷针一样，敏锐地觉知到某些正在发生的事。所以与其说否认，倒不如说我是震惊于现实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在小说中的父亲热情地向妻儿宣讲房子对于一个家庭的束缚时，也曾推测作者的立意是某个家庭因对高房价不满而选择租房的故事，但故事的走向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浅薄的想法。原来，这位父亲不仅拒绝偿还房贷，也拒绝长期租赁一间房屋，他是直接对传统的家庭组合形态产生怀疑。正像他所构想的那样，妻子自可以在工作之余去按摩院、美容院、瑜伽馆、健身房、游泳馆休息，休息好了就去逛商场，逛电影院、博物馆与美术馆；儿子送到寄宿学校，吃住学习都在那里；至于他自己，可以睡在平日工作的画室。他们这个家庭每周将在酒店欢聚一次，然后在工作日便各行其是。不止于此，这位丈夫与父亲还不时对妻儿加油鼓劲，将这个乌托邦构想“上升”到了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展自我的理论高度。他是这样想的，也很快说服另外两位家庭成员，齐心协力地将这个计划付诸实践。正因为此，传统的一切以“长时段”为计量单位、以家之居所为行动中心的生活形态，被切割为“短时段”的“游牧”形态，而他们将在这场激进的实验中不断经历着各种悲欣交集的事变。故事的结尾所以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作者为我们勾勒了这一“未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