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草@丑书鼻祖杨维桢,将章草、今草、行草书相结合,却美倒无数人


明人张丑曾这样说杨维桢书法:“老子风流似米颠,戏拈笔墨亦萧然。高情不逐时人好,何处当令识者传。” 杨维桢性情如宋人米颠,对其书法理念也曾有借鉴,除此还有“散僧入圣”的杨凝式,此三人书法都能用“野”字称赞。


章草@丑书鼻祖杨维桢,将章草、今草、行草书相结合,却美倒无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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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一门具有书写性的艺术,艺术本身就是抒发情感的,书法的书写性既有传统的用笔运笔方法,同时也受书家自身的性情影响,古有草书大家张旭和怀素,曾以“颠张醉素”称其二人,主要是因为二人不拘于小节,尽情的展现本性,张旭曾醉酒以头发蘸墨而书,怀素饮酒作书,狂放洒脱,可见性情对书写产生的影响之大。
杨维桢也是一位叛逆抒发者,追求恣肆狂放一路,注重性情的表达,可从其诗学思想中看到,他在《剡韶诗序》中说到:

他认为诗是有感而发的,诗词的抒写是性情天性的表达。杨维桢破体书法风格特征表现为率逸洒脱,立足点是其以性情为本抒发情怀,以此呈现爽快洒脱的笔意,尤其是章草笔意的运用。
楚默《杨维桢研究》中这样描述其结体特征:“杨维桢结体的特点,决定了他要突破传统字法的四平八稳,而让情感的需要去结字。“万字皆同”的毛病正是在对字形缺乏情感体验,从而丧失对字形两度创造的魅力。杨维桢不守规矩的个性也正在这里放出异彩。”
正是由于杨维桢不拘泥的个性思想,才创新出不同于皇象、赵子昂和邓文原的新章草体,实现了篆、隶、楷、行、草五体在作品中的融合。


章草@丑书鼻祖杨维桢,将章草、今草、行草书相结合,却美倒无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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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桢作品中对五体的运用也正表明了他对文字的精心研究。杨维桢对书法用功颇深,从他的作品中能看出章草、篆籀的影子,也能看出二王书风的流畅,还与宋四家的洒脱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都能说明杨维桢历览前贤,对书法的创新和发展所下的功夫之深,他的书法是对各体的重新组合和安排,为破体的发展提供范本。
杨维桢破体书法融合了五体的特点,在其作品中能清楚的看到各书体的存在,如:
《游仙唱和诗》中“不到麟洲五百年”几个字先是草书“不到”二字,“麟洲”和“五百”是两个牵丝连带的行书字组,最后“年”字是楷书,截取的此三行字毎行都是各体相间,运用自如,灵活生动。
《跋龚开骏骨图》的行距较之《真镜庵募缘疏》更明显,这与字组组合有一定的关系,将字组与字组之间的重心稍作调整,可突出结体的欹侧变化,这是行草书中常见的结体组合形式。章草和今草的融合更显俊美,如“道”和“草”两字劲健流畅,“太”、“真”、“供”等楷书也不失灵活,行草自组“道里远”和“五花如”增添变化。
《真镜庵募缘疏》风格狂放,但不失姿态美,各体的组合相映成篇,大小字形的穿插使用变化多样,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美。
《沈生乐府序》整体是劲健爽朗的感觉,其用笔和结字更多的是章草,如“龙”、“乐”、“府”等字,上下连带不多,以章草、楷、行、草各体相应成趣,呈现出劲健爽朗美。
《城南唱和诗》中各体融合比较明显,首先融入篆籀笔意,期间掺杂古体大篆,线条古雅流畅。其次融入章草用笔,古朴有趣。除此之外,楷行草相杂组合,流美随性,如“花有开”、“落水”、“飞鸟归”等自组。
《题邹复雷春消息》也是其狂放代表作,篆籀用笔部分与《真镜庵募缘疏》相比较优美,但其间“供”、“后”、“连出”等字各体组合自然和谐。从中可明显的看出楷、行、草等书体夹杂其中,这种现象也是行草书中常见的,动静相结合,丰富变化,给人新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