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传席@傅雷:张大千作品“俗不可耐,趣味低级,仕女画尤其如此”

提到张大千的绘画,最有名的事当属他仿石涛的本领。就连傅雷也承认,张大千是临摹石涛画作的“顶尖的第一流高手”。
刘墨认为,在张大千仿的石涛画中,尤以册页为多,而多幅册页中,一定有几张真,有几张假,真假掺杂在一起。他把石涛的画说成是自己画的,而把自己的画说成是石涛画的。
这样,渐渐地就混淆了人们的眼力,于是许多人就相信了他的说法。他客观点评道,张大千的骨子是细润的,即使他摹仿石涛“狂”的一面,也是细润的,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自己的天性,与石涛的高古纵逸不同。石涛的精品画下笔有一种苍浑之感,而张大千造的假石涛画虽清润洁净,但缺乏苍浑之感,他用笔有时比石涛用笔更流利更清新,但内涵简单,还是不能和石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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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刘墨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大千仿石涛画的弊病,“和石涛比起来,张大千最要命的缺点是:‘神’是‘散’的;‘气’是‘弱’的;‘笔’是‘尖’的。”在具体分析张大千的仿石涛画作水平高低上,陈传席拿李瑞清与张相提并论。他说,李瑞清学石涛,一出手便变成自己的风格,而张大千一直没变出自己的风格。进而,陈传席认为,张大千绘画天分并非太高,书法格调非常一般化。他还指出,在张大千作大泼彩画之前,他的成就仍然不高,毕竟只是临摹而已。
从真伪上来讲,傅雷在1961年7月致刘抗信中,把张大千看作是“投机分子”,并认为他“一生最大本领是造假石涛”,其作品“俗不可耐,趣味低级,仕女画尤其如此”。国外亦有学者把张大千称为“伪作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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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陈传席对张大千仿石涛画作的印象也非常不好,尤其是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劣迹,陈传席则表现出深切痛恶的言论:1981年,我去过敦煌,看到很多地方的壁画被张大千剥离砸坏。著名的藏经洞即第17窟画有《仕女图》,其上被张大千题了很多字,最末还题下张大千的姓名。我当时看了十分震惊。他的题字无法刮去,一刮就把画面刮坏。旧事不提,越提越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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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的画,没有黄宾虹那样耐看的线,也无法达到浑厚综观张大千的绘画艺术,为后人所认可的,则是他晚年因眼疾而实行的泼墨法的尝试,这种泼墨法极具现代感和神秘感。对此,郎绍君指出,这些以“泼”为主的作品,虽然借鉴了抽象表现主义的某些因素,看上去全然是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没有西画痕迹,更没有半生不熟、生吞活剥之病。[3]张大千探索泼墨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台湾研究张大千的学者傅申表示,“发展到1913年,大千渐渐采用半自动的泼墨法,或兼用大面积的泼彩法,终而在1964-1969年间他发展出有整体感的、成熟的泼墨及泼彩,或两者兼用的画法。”《云山图》《幽谷图》《万里长江图》《庐山图》等作品,便是用泼墨法创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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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陈传席直言,如果张大千的视力好,恐怕会临摹一辈子。有人说张大千的泼彩画是受了西方抽象画的影响,但他拒不承认,称古已有之。陈传席进一步补充,“不论怎么说,张大千的泼彩画对中国画是有贡献的,他的泼彩画也有一股清气(虽然不是太清)。学张大千泼彩的画家之画,有浮躁气,有恶俗气,有的脏、乱,鲜有张大千的清气。这也和张大千的‘天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