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周濂评桑德尔的《公正》：哲学是一个动词( 二 ) 道德|主义|大学生|正义|桑德尔

如此无厘头的饭后谈资，在桑德尔这里，轻巧地和最乏味的哲学道理挂上了钩:保守主义老太太们之所以灰头土脸，是因为“德性的语言没有很好地被转变为效益的语言” 。
在桑德斯剧场里，桑德尔的角色就像是雅典城邦公民广场上的苏格拉底，他和那些欢快的、热情的年轻人一起去经历、去看、去听、去怀疑、去希望、去梦想。
雅斯贝尔斯说，哲学是一个动词而不是一个名词，哲学的本质不在于掌握真理而在于寻找真理。就此而言，桑德尔不过是复原了哲学思考的原生态。他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带领读者和听众从那些或大或小、或琐碎或古怪的公共话题一路谈到效益、自由、德性和正义这些超级大概念。
桑德尔认为，评判一个社会是否正义， “就要看它如何分配我们所看重的东西—收入与财富、义务与权利、权力与机会、公共职务与荣誉等” 。但是问题在于，不仅不同的人看重不同的东西，分配的标准也是言人人殊。以效益、自由及德性作为三个关键词，分别对应着三种不同的正义观:效益主义、自由主义及社群主义。作为一个社群主义者，桑德尔坚信政治的目的是培养公民的德性和推理共同善，为此，思考正义就必须要思考何谓“良善生活” 。
效益主义者也思考良善生活，但他们希望把“良善生活”“幸福”这些语焉不详的大词还原成可以被公度的量化标准，比如“效益” 。他们认为，一个社会是否正义，要看它的政策和法律是否能使效益或者福利最大化。如此科学又美妙的想法，在桑德尔看来，却有着致命的缺陷。
第一，它使正义和权利成为一种算计，而非原则。这种做法不但贬低了道德价值本身，还会导致荒诞的后果， “圣安妮的女生每晚50便士”就是一个好例子。
第二，它试图用一个单一的、整齐划一的价值衡量标准去等量齐观所有的人类善，而没有考虑它们之间质的区别。 20世纪30年代，有心理学家做过一项调查:付多少钱，你才会接受各种不幸的经历?结论是，徒手掐死一只流浪猫的价格是1万美元，生吞一条蚯蚓的价格是10万美元，在堪萨斯一个远离任何城镇10英里a的农场度过余生的价格是30万美元。桑德尔反问道:“这些经历是如此不同，我们可以做出有意义的比较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社群主义是伴随着与自由主义的争论成长起来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正义意味着尊重人们“选择的自由”—不管这种自由是在自由市场中做出的实际选择，还是在平等的原初状态下做出的假想选择。关于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是，自由主义强调“个体权利” ，社群主义主张“共同体价值” ，两种价值相互竞争、非此即彼。桑德尔认为这是一个过时且无趣的误读，真正有价值也更有生命力的争论点在于:“如果不预设任何特定的良善生活的观念，定义或者辩护权利是可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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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的部分中文译作书封。
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应该且可能，理由是在一个合理多元的政治社会中，人们关于何为良善生活持有相互冲突的观念，任何把道德语言和宗教语言引入政治和公共讨论的做法，都会阻碍公共理由的运用，并对他人造成一种“压制的事实” 。
【主义|周濂评桑德尔的《公正》：哲学是一个动词】对此，桑德尔反驳道:第一，在裁决正义与权利的问题时，我们并不总是能够不去解决实质性的道德问题;第二，即使这是可能的，它也是不值得欲求的。当伦理政治生活中充斥着“don’t be judgmental”(不要轻易下结论)、“don’t lecture me”(别教训我)之类的陈词滥调时，它不仅会让人产生审美疲劳，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免于一切道德干涉和评判的自由主义话语会导致公共话语的贫瘠化，以及公民德性的极度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