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宪章|赵宪章：能登高山就不走平路( 二 ) |文学图像论|书法

21世纪是“文学与图像”的世纪
从马列文论到文艺学方法论，从形式美学到文体研究，再到最近的文学图像论，赵宪章学术道路上的每次转向似乎都是“急转弯” ，但在他自己看来，这不过是“顺藤摸瓜”：之所以选择研究形式，是意识到这是中国文艺理论最缺乏的，所以也是最需要的；后来把形式美学落实到文学理论上来，就开始研究文体；做文体研究过程中又发现了“图文体” 。
顺着学术理路的藤蔓，赵宪章又摸到了“文学图像论”这片不小的“瓜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研究。如果说19世纪关注‘文学与社会’ ， 20世纪关注‘文学和语言’ ，那么21世纪就是属于‘文学与图像’的世纪。 ”
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古人的诗意画和题画诗。同一首诗，为什么不同时代、不同画家具有不一样的“图说”？为什么诗意画受到画史青睐，题画诗在诗史中却不受重视？赵宪章用符号学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这种“非对称”的效果其实来自语言和图像两种符号的不同功能：语言是实指符号，图像是虚指符号，当二者共享同一个文本时，意义相对确定的语言更为强势，处于主导地位。
根据赵宪章考证，小说插图起源于唐宋民间的“立铺讲唱” 。当时的民间艺人在人流熙攘的市井设摊，为了挽留观众驻足听讲，演员会事先准备一些画图，演唱的时候一边指着绘画一边讲唱。民间讲唱演化为宋元话本，然后演化为明清白话小说。这一演进过程不仅仅是文本，也包括图像在内。关于诗意图，例如《赤壁图》，如果没有相关文字标记，人们就会认为是一幅普通山水画。小说插图完全不同，三顾茅庐、林冲火烧草料厂、黛玉葬花、三打白骨精等这些插图，即便没有文字标注，熟悉小说故事的读者也会认出它所图说的故事。
到了现代，在科技的支持下，图像开始迅速“逆袭” ，从手绘到机绘再到数绘。如果说诗意图这样的手绘图像让人流连忘返，那么，以影视剧为代表的机绘图像就有可能令人着迷。计算机问世之后出现了数绘图像，包括电子游戏在内的数码图像大行其道，直至今天所说的“元宇宙” ，图像的表意功能越来越强大，其诱惑力已经超过了人的自控能力，以至于使人患上“网瘾”而不能自拔。如果有一天通过意念可以实现人机对话，图像对语言的僭越将愈演愈烈。
这是因为，语言基本搭不上科技发展这列快车，麦克风、互联网的出现，只是为语言表意提供了方便，使其传播得更快、更远，与语言表意的功能无涉。这样一来，文学的边缘化在这一层面也就解释得通了。 “除非人为干预，否则这种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
观察到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出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赵宪章意识到研究语图关系的必要性：“人类所面临的符号危机，前所未有！人文学术应该对此做出回应：长此以往，人类的语言、思维、文化将会怎样？我们必须坚持这样一个立场去观察‘图像时代’ ，必须秉承这样一个胸襟从事‘文学与图像’研究。 ”
“横竖撇捺留我痕”
某年给学生的毕业题词中，赵宪章写下这样一段话：“学问者，真诚而已。视其为木拐者，可登高望远；视其为友朋者，可相伴终生；唯视其为己之宗教者，方达至境。 ”
到了晚年，赵宪章依然步履不停。在“文学与图像”的关系研究中，他进一步发现了“文学与书艺图像”这个尚未引起学界关注的问题。所谓“书艺图像”就是书法。文字书写的本意是实用，怎么成为艺术了呢？赵宪章再次进入新的领域，越深入越觉得其中奥秘无穷：“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概念都是西方的，唯独在书法研究领域，西学似乎还没有进来。这和所谓文学理论的‘失语症’不同，我认为这是中国书法研究的不幸，为什么？你不接受西方的，不接受现代的，你就没有办法与世界对话。你讲的一套一套的中国古代关于书法的这些概念，什么一点像‘高山坠石’ ，一横像‘千里阵云’……完全靠比喻、隐喻去揭示书法的内涵，会使老外听着一愣一愣的，他不知道你们怎么把这一点和高山坠石能够联系起来。如果我们认定中国书法是一种艺术，它就必须和世界艺术理论接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