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宪章|赵宪章：能登高山就不走平路( 三 ) |文学图像论|书法

如何让中国书法理论与世界艺术理论接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让二者榫卯相合的接口，赵宪章找到的接口是现象学。文字书写使语言成为可见，而现象学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本质直观，因此，借鉴现象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书法是很适合的。由此生发，有望重建具有现代意义的、能与国际艺术交流的书法理论。
“我已经用了十年时间，未来还准备用十年时间，如果我的身体条件允许的话。现在我已经这么大年龄了，但是这个方向是明确的。从此，除了这个事情以外，我不再做其他事情。 ”为了更深入研究书法，赵宪章拿起了此前几十年都没碰过的毛笔。前不久过年的时候，他提笔为自己写下一首小诗，悬挂在每天伏案的书桌对面：
花甲问学始辨真，豁然眼见道行深。古稀回首经十年，横竖撇捺留我痕。
■对话
有些作家心目中的读者是导演
读品：很有趣的是，您提到图像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作家的创作方式和表现手法，例如鲁迅等作家的“现代转型”就深受图像文化的助推和影响。所以鲁迅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使用很多描述性色彩词是一种现代性的表现吗？
赵宪章：我很少用“现代性”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不具有确定性。实际上，从传统来说，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隔与不隔” ，意思是说尽管是用语言来表达的，但是能让我如在目前。它是古已有之的，也是中国文学所提倡的一种东西。就现代性来说，它也不是完全不能够挂上钩。因为文学图像在现代是和当时的启蒙以及文学的大众化联系在一起的。包括鲁迅在内的作家，包括革命文学、延安文学在内，都非常重视文学的图像化，它的插图、宣传画。所以其中有一个文学的群众化和平民化的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应该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
读品：当下很多文学改编影视剧会对作家创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赵宪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做文学图像研究一段时间以后深有体会。没有影视改编之前，作家创作就是为了读者，特别是中国的明清小说和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影视改编出现之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你可以发现我们中国有很多作家的小说好像在写剧本，或者说他非常注重空间的描绘。此类小说的思想性和故事性反而不如以前了，但是他非常注重感官的可见性，所以这不能不让我们怀疑他心目中的并不是读者，而是导演。这并没有褒贬的意思，只是写作的观念、写作的方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读品：您推举“通过形式阐发意义”的学术主张，说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观的一种叛逆。为什么今天的研究者需要重新发现和重视“形式”？
赵宪章：这个问题很重要，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弥补中国文论之不足，中国传统文论主要受“文以载道”的影响比较大，也有很多形式方面的研究，包括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等，但这些属于技巧，和现代意义上的“形式”不一样。这并不是否定“文以载道” ，而是想取人所长。另一个考虑是， 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兴起之后，形式被凸显出来了，在我们中国是80年代之后。如果说传统“文以载道”的观念和方法，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80年代之前的文学还有效的话，用它来研究现代主义文学，或者中国80年代之后的文学，就有可能力不从心了。因此，关于形式的研究应当受到重视。
现代快报+采访人员姜斯佳白雁/文牛华新苏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