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逝者｜翻译的智慧，且看“傅译传人”罗新璋在旧文中如何写道( 四 )

等值等效，倘能做到，那是再好也没有了。只要是认真的译者，私心里谁不希望自己的译作能与原文等值，在读者中产生等效。积极方面讲，表示译者与原作者比肩而立，能炮制出令人刮目相看、甚至要叹为观止的等替物；消极方面，则拒绝了一切重译的必要，使自己的译作能“永保用享”，垂范后世。然而，世间一切都不可重复，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有言：“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难道在翻译上，译作倒能与原著成为一模一样的两滴水珠？当然，论者有言在先，“等值”并非绝对一致，“作出某些牺牲”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所谓“等效”，也应理解为“在可能范围内最接近原著的效果”。这么说来，名有点不符其实，打出来的旗号，并不是实际上所要求做到的。作为一种理论主张，如果光看字面，顾名思义，易致误会，总觉不够严密。理论是实践的总结，也应能是实践的指导。恕我孤陋寡闻，不知世界上是否已诞生公认的等值译本；至于等效，则晓得对同一作品、同一人物，往往观感殊异，爱憎难同，反应是很难等一起来的。即以前几年放的《安娜》电视剧而言，中外观众之间，甚至同一国观众之间，效果也是很不等的，而这还是在荧屏形象“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产生的迥异效应！
等值等效，属于译坛晚近崛起的语言学派，作为对立面的文艺学派，历史要长得多。今日之下，各国译坛的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国家里，两派树垒对帜，互不相让；有的国家则双轨并进，各自发展。国外译界的文艺学派，虽有不少创见，但表述不够凝炼，名号不够响亮。如民主德国库勒拉（1954）提出，翻译是文艺创作的一种形式，译者把外语“译成德语，就是在进行德语的文学创作”；苏联加切奇拉泽（1972）高倡“翻译艺术中的创造性原则”和“现实主义的翻译方法”，都言之成理，弥足称道，惜乎提法不够简括，尚不足以与“等值”“等效”抗衡。
而能与之抗衡的力量，其在吾中华乎？
国外译界，文艺学派在与语言学派论争时，似乎并不势均力敌。在我国，则反然：一则因为文艺学派源远流长，再则或许因为语言学不够发达的缘故。金隄在其《等效翻译探索》这本专著中说到：“现在中国翻译界也同样出现了两派并存的苗头。例如，罗新璋先生提出以‘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四个概念为骨干建立我国翻译理论体系，可以看作是文艺学派的一个宣言。”金隄先生对译事深有研究，又“是相信‘等效翻译’的”，他从语言学派的立场来纵览我国译坛现状，自属知己知彼之言。
五六十年代等值等效倡说以来，国内相继作了介绍。等值等效，是根据西方语言特点进行双语转换的译论，有其特殊性，也有其局限性。孜孜求索的翻译理论家在引进这些观点时，虽也努力结合我国译例，进行有益的探索，但同时，也显露出探索的不足，往往参照多于建树，未能针对汉语特点，借锤敲锣，发出自己的声音，提示汉译的对策。刘宓庆先生在《论中国翻译理论基本模式》一文中，对等值翻译和等效反应，业已从语言学、信息论、社会文化学、接受美学等角度，从理论上加以驳难，论证这两种主张都是难以企及的理想。翻译理论，是与翻译实践相生相伴的，而跟译语特点关系尤为密切。捡到篮里的便是菜，现把随手翻到的四行德文诗，姑作译例，略加申说：
Meine Ruh ist hin，
Mein Herz ist schwer；
Ich finde sie nimmer
Und nimmermehr.
英译为：
My peace is gone,
My heart is sore;
I never shall find it,
Ah, never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