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逝者｜翻译的智慧，且看“傅译传人”罗新璋在旧文中如何写道( 五 )

汉语甲译为：
我坐卧不宁，
我心儿烦闷；
再也不得安静，
永远也不能。
乙译为：
我的心儿不宁，
我的心儿苦闷，
我再也不能安闲，
我再也不能。
英译完成于1870年，那时根本还没有等值一说；汉语甲译则力图“用对等或等值的中文”来翻译，结果是属于同一语系的英德，比之语系殊异的汉德要更对等更“等值”。甲译者为贯彻一种翻译主张，身体力行，这种精神令人感佩，这种努力值得尊敬，但由于语系语族关系，英译不求对等自对等，汉译力求对等难对等。甚至可说，汉语译者即使有天大本领，也无法译得拼音文字对拼音文字那么对应！乙译明智求“传神”，倒还算差强人意。——我国文艺学派的“神似”“化境”，长处就是能从汉语翻译的实际出，所以自具特色，足以与国际译坛切合西语特点的“等值”“等效”旗鼓相当。难办的是我国译论太具中国特色，要走向世界，恰恰就碰到一个翻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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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新璋手抄《巴黎公社公告》封面、内文
前面说过，我国的翻译观念，立足于“似”。傅雷的思想里，就“神似”重于“形似”，所以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就是说，译文效果，求其神似。古人把“译”，诠释为同音异字的“易”，谓“换易言语”，即把甲国文字换易成乙国文字。但是，即使“像英、法，英、德那样接近的语言，尚且有许多难以互译的地方；中西文字的扞格远过于此，要求传神达意，铢两悉称，自非死抓字典，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所能济事”。英法、英德，同属印欧语系，翻译尚且难以“铢两悉称”（此处可强作“等值”解）；中西文字，语系不同，更是扞格难通。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提出“语言是关系”；这一论旨倘切合西语，却未必适用于汉语。西方语言是重在认知的形态语言，借助语言自身的规则、关系、逻辑，以动词为中心，造句结构。而汉语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词汇语言。我国自古有“小学”（文字学）而无语法学。早在纪元前，《尔雅》就已开始文字的研究，历经二千余年，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逐渐发展成为独立学科，却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的一套语法。汉语常用字虽不过五千左右，但经过配搭组合，词语却不下五百万条，而构词还带重意合不重形合的特点。我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1898），也是马建忠参照拉丁语法编撰而成的。汉语多词汇而疏于语法，重语感而略于形式。所以郭绍虞先生说，“学中文的可以不必从文法入手，但是不能不从这些繁多的词汇入手”。西方语言重在句型，具有形态特征；他们的翻译理论对语言形式，诸如层次、等级、核心句转换、范畴转换等作了精细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原文，自觉进行翻译。但行文等值、形式对应等规则，对句读简短、组合自由的汉语来说，有时显得机械而繁琐。西方语言是分析型的理性语言，汉语是综合型的直感语言。所以，以外译中，对应照搬，似有以形摄神之嫌；死翻硬译，倒还可能造出几句“外国中文”来。
文学翻译，固然是翻译，但不应忘记文学。文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艺术；文学翻译，自然也该是一种艺术实践。文学语言，不仅具有语义信息传达功能，更具有审美价值创造功能。唐朝贾公彦云：“译即易”；而从文学翻译角度也可说：“译”者，“艺”也。等值等效原则，主要以语言学为立脚跟地，对语言的形质辨析入微，固然未可厚非，但对审美信息的传递，不能说完全忽视么，至少是没能予以足够重视。“而徒语人以其词，失文之本意”。——重在神似，则要求熟读原著，涵咏本文，“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藉以传达作品内蕴的精神气韵。这里可能涉及东西方艺术实践与美学传统之不同：西方重在再现，东方重在表现。“模仿自然”是西方最基本的艺术思想；而在我国，则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西方油画，摹状景物，注意比例、光影、色彩浓淡，以描绘出“酷似原物的形象”为胜境。吾人画竹，则着重内心直觉，须先有成竹于胸，以形写神，体神入化，带有人格化倾向。以言翻译，西方探讨何为完全翻译（total transla-tion），何为有限翻译（restricted translation），何种情况下可求得行文等值（textual equivalence），何种情况下只是形式对应（formal correspondence），从词句分析入手，研究如何完成“值”的转换。具体，严密，讲求法度，具有所谓的可操作性。而传神云云，把翻译不是看作纯粹的语言现象，力求由表及里，探悉其意蕴匠心，如古人所说，“既通其词，始求其心”：求心始得通词，会意方可知言。笼统，融浑，全凭妙悟自得，只能神而明之。而且，细究之下，传神除了传原作之神，对颇得神气的译者之“神”也有所表见，盖“物之神必以我之神接之”者也。试举一简单译句说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