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宗$“不倒翁”冯道《荣枯鉴》道尽小人之术,世间小人却看不懂此书!


明宗$“不倒翁”冯道《荣枯鉴》道尽小人之术,世间小人却看不懂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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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为《荣枯鉴》或者是本伪书,或者是一本“菜根谭”、“呻吟语”之类的世情指南,看了一遍后,竟然想起了《约伯记》。其深度竟然如此之深,充满沉痛恢诡之感。冯道其人并非如后世轻描淡写的是那样一个乐于投机、圆滑无良的人。他的沉痛已经到了宗教深度,折射了五代社会生态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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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之所以自抑如此,与中原彻底衰落有关约伯记有一句: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这句话与《荣枯鉴》里冯道的观察一模一样:君子非恶,患事无休;小人不贤,余庆弗绝。(《荣枯鉴·解恶卷三》。他并非不肯定君子,只是眼看君子的际遇远不如小人亨通。这背后折射了中原在唐末以来的衰落是非常彻底的,有道德的那个时代早已崩溃了。【 明宗$“不倒翁”冯道《荣枯鉴》道尽小人之术,世间小人却看不懂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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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衰乱以来,河北三镇和中原军阀征战不休,中原华夏传统扫荡殆尽,各种强横势力交替崛起,社会生态之混乱,已到了动物世界,只有弱肉强食,毫无道德底线。与大多数人的认识相反,中原军阀是最可恶、最没底线的,无论是秦宗权还是朱温,都是乱世中的匪首。当时只有两种良性力量在维系着直线崩溃中的社会生态,一个是汉族文官,一个是河东武人集团(朔方)。历史也说明,这两种力量结合的稍好的时候,也是难得平静的时期,例如后唐庄宗、明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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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史阙文》:明宗出自边地,老于战陈,即位之岁,年已六旬,纯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宫中焚香仰天祷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乱为众推戴,事不获已,愿上天早生圣人,与百姓为主。」故天成、长兴间,比岁丰登,中原无事,言于五代,粗为小康。但这种良性互动,需要汉族文官的高度自觉,因为中原残破之后,传统社会已经丧失自治能力,有远见卓识的文士只能指望河东军事集团,郭崇韬、冯道、桑维瀚皆是如此。文人必须非常谦卑,不能引起河东武人的任何猜忌,而且原则上不能参与军事机密。石敬瑭问及军事行动时,冯道只说历来都不参与戎事,汉臣集团只是墨守历代成规而已,换句话说,就是:汉族士人只能做做秘书工作。跨界参与军事谋划的枢密使,有好下场的并不多。冯道的一生成功的呈现了一条结束乱世的道路:有德性的武人集团与有操守的文官集团的艰难磨合。他更像罗马被蛮族攻破后的教士神父,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安定、秩序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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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五代史·冯道传》:晋祖曾以用兵事问道,道曰:陛下历试诸艰,创成大业,神武睿略,为天下所知,讨伐不庭,须从独断。臣本自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问臣,臣亦以斯言答之。」旧五代史作者薛居正在五代资历甚深,所以对冯道评价很高,传记中屡次提到“救民”,甚至契丹发兵也是打着救民的名义。冯道回答契丹主:此时百姓唯有皇帝能救。他的心思与后唐明宗李嗣源如出一辙:《旧五代史·冯道传》:契丹入汴,道自襄、邓召入,契丹主从容问曰:「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道曰:「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其后衣冠不至伤夷,皆道与赵延寿阴护之所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