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水天中：融中会西汲古出新( 二 ) 宫调|汉武帝内传|中国艺术|乐

让水天中最早接触油画的人不是他父亲书画界的朋友，而是一位业余画家“蔡修母”。蔡修母是德国籍天主教修女，她住得离煦园很近，与水天中的母亲和煦园的孩子们多有往来，经常把画在硬纸板上的瓶花、风景和小孩头像等油画作品送给水天中的母亲，这让水天中“第一次感受到原作与印刷品之间的明显差异，感受到一个人如何通过自己的眼睛和手来表现不曾注意的色彩”。1950年，兰州举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画展，水天中有一张模仿塞尚画法的油画作品参展，引起了评论家洪毅然先生的注意。此后，水天中利用家中藏书和诸多外国画报、杂志、画册，模仿塞尚、马蒂斯和布拉克的画大胆涂画。这些因兴趣而萌发的自觉行动，源于父兄对他的影响和支持，为他日后在中国美术界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生活磨砺：史学起步与艺术转型
水天中的学术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1951年，他被保送到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院学习，在这所革命氛围浓厚的学校里，水天中被培养成为了坚定的新社会的美术工作者。1955年8月，水天中被分配至甘肃省文化局美术工作室工作，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施展才华的时候，厄运降临了。作为“反右运动”的斗争对象，1957年秋末，水天中被派送到河西走廊西端的玉门花海子农场劳动改造。花海子农场位于嘉峪关附近，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沙丘上到处散布着红柳，褐色的土地上白刺、芦苇丛生。在目所能及的地方，看不到一个人的踪影。他在戈壁滩上开荒翻地，挖水渠、盖房子。类似原始方式的体力劳动，日复一日，“把这个刚刚迈入社会、活泼开朗的青年改造得老成持重、沉默寡言了”（郎绍君语）。艰苦的磨砺，有可能会使人消沉，但有时候也会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水天中的意外收获，是他“在这种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中发现了荒凉之美”，发现了历史、艺术、人生之间的内在关联，并且更深层次地理解了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民。

文章插图

1956年，水天中在洮河林场。
在长达20年之久的“继续锻炼”中，水天中又先后在陇东平凉艺术学校、平凉师范、平凉二中等学校教书。他又一次泰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并且随遇而安，把苦难转化为前进的动力。学校图书馆封闭，管理图书馆的教师暗中把书库钥匙交给水天中。他利用大家忙于批斗的间隙，发奋苦读，常常一头扎进空无一人的学校图书馆，阅读了许多世界史、中国史和西方哲学著作，在那里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始终影响着水天中。他在一次采访中谈道：“我很少从某种纯学术、纯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而往往会联系到艺术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艺术家的生活道路作综合思考。”
1978年秋天，水天中从《光明日报》上得到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招收研究生的消息，在北京前海西街17号恭王府大院的嘉乐堂复试之后，顺利被研究院录取，从此得以亲近大师，领略前贤风采。贺敬之、冯牧、张庚、王朝闻、蔡若虹、启功、葛路、刘纲纪、陈少丰、艾中信等诸多著名学者都曾在恭王府举办过专题讲座。朱丹先生是水天中的指导老师，德高望重，革命资历深厚，“一生不愿做违心之论……每见不平，总会仗义执言”（冯牧语）。这种开放明朗的学术氛围，良好的学术风气，让水天中如沐春风。
在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中，孔子的春秋笔法为世人所重，如清代学者钱大昕所言：“《春秋》，褒善贬恶之书也。其褒贬奈何？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藏而已矣。”水天中一方面推崇《春秋》和继承了《春秋》史观的《史记》，又把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等人学说纳诸胸中，另一方面也深受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影响，潜移默化，形成了中西融通、自下而上的治史思路：其一，重视客观史料，把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其二，描述历史的时候注重人类活态之再现，把历史、艺术与人生密切相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其三，以“新历史主义”的世界观，以自下而上的“平民视角”接触历史，“依据我们自己特殊的历史关怀来予以重新建构”。

美术@水天中：融中会西 汲古出新( 二 )

美术@水天中：融中会西汲古出新(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