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水天中：融中会西汲古出新( 三 ) 宫调|汉武帝内传|中国艺术|乐

“据实直书”是水天中治史、撰文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自孔子之后，唯司马迁《史记》得会通之义，“成一家之言”，但其精髓在于尊重客观事实。他认为“源起于刘知几，完成于章学诚的‘史才四长’涵盖了历史研究应有的学术品行。”水天中继承了这种品行，他的长篇述评《“国立艺术院”画家集群的历史命运》于笔端寓褒贬、别善恶，深得太史公之笔法神韵，一经发表，便备受赞许，一时洛阳纸贵。王镛对其赞赏有加：“在水天中的史识与文笔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联，那就是追求真实的精神。”（王镛《史识与文笔——水天中的美术评论》）也正因为如此，水天中的美术史研究被多数学者认为是“信史”，他“在美术学与历史学的结合方面，在历史史料的取舍和可信可靠程度上”，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水天中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宋代绘画史是他最初的研究方向。他的学位论文《李公麟和他的时代》“从具体而又广阔的史实论证中提出了迥异于旧说的观点”（郎绍君《中国现代绘画评论·序》）。对于为学之道，水天中深受“今文经学”思想的影响，期望以新思想重铸“致用”之学。他以敏锐的学术目光，把观察美术的着眼点放在中国思想文化的“承继性”与“断裂性”问题上，对“传统与西学”这两股力量在塑造中国思维与美术现代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重新评估。他既看重“学术超旨，本乎心识”的“心识”，又把美术史看成是“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的救世之学。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尚空谈而不务实学”缺乏致用精神，很难为史界开辟新天地。他常以顾炎武治史名言自警：“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既把古人的好东西毁掉了，自己做出来又不如古人的。基于这样的思考，水天中决意由古代美术史转向现代美术史研究。
潮头逐浪：延续传统与寻觅新机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的转折点，也开启了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新高潮。这是一个新潮的时代——一个由诸多领域、多种方向运动汇集起来的澎湃大潮出现在美术界。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被看作“新潮美术”的策源地，更是中国当代美术的一面旗帜。作为所长的水天中，理所当然地被推向历史前台，成为美术批评家圈子中的标志性人物。“新潮美术”渴望突破传统，寻求美术发展的新路，水天中以冷静、理智的态度理解并支持年轻艺术家的探索，并提出“20世纪的美术史，首先要由20世纪美术的亲历者来写”的著名观点。他以犀利独到的眼光和锐利的笔锋针砭时弊，奖掖后学，将国外的新思潮、新风格大胆引进，对媚俗和亵渎艺术的歪风邪气展开分析和抨击，引起世人关注。美术理论家王镛说：“（水天中）在温和儒雅的外表下透露出一种高贵的气质，一种旧式文人或新式知识分子的傲骨”；何怀硕说他的文章“冷静而灼热，包含真挚深情”。郎绍君对他的文章也有中肯的评价：“在理性文章中，他从不丢弃自己的感受与直觉，在文艺性、感受性较强的文章里他又时时透出理论的机锋。”

文章插图

《20世纪中国美术纪年》
“新潮美术”的标志性事件，莫过于《中国美术报》的创办和“现代艺术大展”的举行，在这追求“理性精神”的时期，“评论家在青年美术群体的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是八十年代美术评论的重要建树之一。”在“新潮美术”运动中，水天中的“思想、文章、著述、活动、言论，给予了这个思潮和运动以积极推动和重大贡献。”（邓平祥语）《中国美术报》创办于1985年，由当时美术研究所的几位年轻人自发创办，这张报纸对“新潮美术”起着引领和推动作用。从1987年到1990年代初期，水天中以理论家身份与中国“新潮美术”的兴起和终结纠缠在一起。水天中并没有过多介入《中国美术报》的实际工作，但在把握《中国美术报》的办报宗旨和整体风格上，他异常冷静和稳健。

美术@水天中：融中会西 汲古出新(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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